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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打官司呢？”

“咋不打官司，‘老天爷’领着村民到处告状爬堂，成了有名的‘告状专业户’。”老太婆苦笑着，扯过了黑孩子，“连这孩子都知道法院的门朝哪儿。那年中央下了管咱乡下人的文件，老天爷让俺们家家带上土地证，一人发一份有红头文件的报纸，报纸上印的就是这红头文件，从市里上访到省里，领导说这不得了，农民成了无业游民，是政府违法，要马上解决，这又从省里批到市里，市里又批到区里，到区里就打了折扣，说财政要靠黄金吃饭，让俺们服从大局，加上矿主们一给好处，他们也就不向着老百姓说话了，‘老天爷’一气之下就上了京城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判赔偿费900万，一次性解决，可这笔钱又叫区里挪做了探矿使用，你说还让不让老百姓过活了？”看见扫金老太和外来人说话，村民们也三三两两慢慢聚拢过来。

严鸽说：“都是哪家金矿占了咱们的地呢？”

“这个我一清二楚，”耿民接口道，“上说纪八十年代这里允许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开矿的时候，大猇峪一下子有二十几家企业开矿，咱村里还办了一家乡镇金矿企业。现如今就剩下‘一船两山’了，这‘一船’就是孟船生，两山是赫连山、柯松山。这几家大矿白天开采，晚上出渣，矿渣就倒在了地里，村里人找到矿上，结果无人承认，慢慢就堆起了这座矿渣山，这土地呢也像蚕吃桑叶一样给啃光了。”

严鸽顺便问旁边的农民家里还有多少地，一个高个子农民说家里有十六口人，只有三亩四分地了，并且发愁地说，柜子里只有20斤面，过了年就没得吃了。一个妇女说，她家里是五口人，地全被占了，每月靠在城里当工人的丈夫寄来150元过日子，孩子交不起学费，只好靠捡矿卖钱和给马帮喂牲口过日子，全家现在有小半袋土豆，一缸酸菜。女人有些酸楚地补充道，现在矿也不敢捡，被矿上保安抓住了，男人挨打，女人罚洗衣裳，夏天就罚晒，冬天罚冻，还要在平房上跳迪斯科让他们这帮龟孙子取乐。

“光是占地还好了，”一个高个子农民接过话头，“还打仗咧，这大猇峪那年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百十个穿迷彩服的人包围了村子，见了人就开枪，见东西就炸，连村东头‘冯老躲’家的布尔山羊也抢走了十几只。”

“这些情况公安机关立过案吗？”严鸽注意问道。

“咋没立过，查了一半就熄火了哟，状子里头就有这起案子。”

“这些事情市里领导都知道吗？”严鸽知道丈夫主抓矿业生产，十分注意地问道，不想耿民反问道：“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

严鸽十分坚决地点头说，当然要听真话。

“真话说了不好听，老少爷们儿先回避一下，我给大记者说点丑话。”耿民拣块大石头坐了，把文件包放在一边，指着一旁的小马扎让严鸽坐下。“市里年年都下来干部，可都是一头扎到矿上，嫌贫爱富哩。就说刘市长，每年都来峪道里慰问孤老烈军属。村东老荣军冯天运，抗美援朝打残一条腿，一到春节前，见了小车进村就躲到房后扫金老太家，总是开了大门，远远瞅着刘市长一群人把慰问品放下，才偷偷回家。”

“这是为啥？”严鸽不禁惊异地问。

“这山里人脾性你就不知道了，人越穷就怕丢人现眼呗。刘副市长来，后边区里乡里当官的跟一大群，还有拿长枪短炮的记者，围着老汉儿，要他按编好的词儿说，回去好上电视。他不愿意跟着演戏，又想叫你把东西留下，就躲起来呗。时间长了，人们送他外号叫‘冯老躲’。”

耿民粗中有细，他看严鸽听得脸上有些挂不住，变了一下口气说：“玉堂还算不赖的官儿，咱体谅当官儿的忙，可你要是真正体恤民情，救苦救贫，这大猇峪老百姓一次次到省上、市里上访，送到你门口的事儿你都不管，这下来蘸蒜似的一转，您就算是关心群众了？！鬼才信这一套！”

“老天爷，村里出这么大的事儿，这市长来了，你也该借这个机会向他当面讨个公道嘛。”严鸽非常认真地质疑道。

“嗐，我说你这丫头，真是个坐机关的书呆子，咋就闹不明白呢，如今可不是当年的老八路工作队，小车屁股后打狼似的跟了一群，连哪儿停车，哪里吃饭，哪里拉屎撒尿都有路线，防上访人员就像防特务。领导就是想听真话也没人敢说。这一来一去就成了看好的、听好的、吃好的、喝好的、最后感觉好的。可老百姓的问题越积越多，冤屈没有人管。就说这小黑孩儿吧，他爹是外省来的井下采金工，大猇峪透水那天男人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女人神经了，可就苦了这孩子，整天睡羊圈，钻山洞，上山采野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