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在申海（第3/4页）

这里面的企业信用制度，其实就是为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园区企业服务的。”

周新说：“我感觉我刚刚说的还有不清晰的地方。

国外资本不愿意投资国内的半导体企业，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风险。

国外这帮投资机构都是属狗的，他们不怕挨打，他们只怕吃不着肉。

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们凭借几张PPT就能从国外投资投资机构手上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拿，国外投资机构这时候就不担心风险吗？

国外投资机构只想追求超高的收益，他们需要做的是投资看好的企业，然后把它运作上市。

华国的半导体企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至少短期内不会有。

无论是纳斯达克还是近在南边的港股市场，华国的半导体企业去这些地方上市IPO这一关是过不去的，不会有投资人接盘，因为他们压根就不认为华国在半导体领域能有什么有价值的企业。在国内的资本市场上市就更难了。

所以申海在企业信用、风险控制上做的再好，海外资本依然不会选择投资张江的高科技企业。

即便是我，我也有自己的目的，我希望在投资华国半导体企业的过程中，培育我可以掌控的供应链。

只有华国国有资本才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去陪这些高科技企业共同成长。

在我看来，华国要做的产学研还应该包括，学校的专家帮国有资本把关，他们负责把关，这家企业到底有没有技术含量，这家企业的研发人员，核心研发专家水平怎么样。

通过绩效考核，把这家企业的未来和做评审的专家高度捆绑。

比如A企业，估值5000万，希望从国有资本这里获得2500万的投资，出让50％的股份。

那么如果这家企业最终在清盘的时候，为国有资本带来了10％的收益，专家能够拿到多少钱，20％的收益，又能拿到多少。

如果这家企业最后上市，国有资本这一单就是数十倍的收益，做评审的专家又能拿到多少钱，这都可以形成一整套的机制。

如果出现亏损，那专家要怎么惩罚，也需要有机制限制。

甚至专家和企业勾结，骗取国有资本的投资，又要怎么处罚。”

周新说的是一种很新的东西，在座的大佬们都没有听过。

即便后来千亿规模的芯片大基金，也没有这么玩。

这是周新在创业过程中的思考，不一定适用于未来，但是很适合现在。

因为现在技术差距还不够明显，核心研发团队能力够强加上有资金支持，是能够实现技术追赶的。

等到差距过大，再厉害的团队也只能摸到别人的尾灯。

周组长听完后点头道：“周先生说的给了我很多启发。

我联想到最近我在调研国内的高科技园区时候观察到的乱象。

可以概括成八个字：盲目跟风、好高骛远。这是是当前高科技园区的通病。

为了争项目、求产值，而忽视立足国情，在市场上寻找最佳切入点，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刚刚周先生提到的，让我想到，我们可以结合一下。

投贷联动，让有丰富经验的银行帮我们对企业把第一道关，他们会从企业真正的经营情况入手，来给出贷款额度。

然后让专家来把第二道关，找出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进行投资。

最后再通过张江园区，对这些企业的位置优势，在投资完成后持续追踪他们的企业发展动态，做好服务的同时也是做好监管，来把好最后一道关。”

周新说：“是的，我可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专家评审的第二道关，最好采取盲审的方式。”

在1988年之前，地方政府一直是地方基建最主要的投资主题，而且不需要有人对项目收益负责。

再后来投资主体变成了平台公司，也就是俗称的城投公司。

一直要到国家层面鼓励光伏产业发展后，地方政府看到机会，光伏既是企业性质也带有基建性质，因此大量地方政府旗下的平台公司投资光伏企业。

最后在光伏热潮退去，产能远大于需求后，地方财政巨亏。

但是这场光伏投资，也让地方政府逐渐开始产生投资企业的兴趣。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合肥，09年拿出全市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引进亏损过10亿点京东方。

让京东方的创始人感慨全国所有城市里就合肥最实在。

周新提出的这套玩法，属于是点对点的精准投资了，大概率也只能用在高科技领域。

“周先生这一次给了我们太多的收获，我们下来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你给我们带来的启发能够帮助张江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起到服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