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花超了

此时永城地价,一般田地一亩只有二三百文,县城周围的好地也不过五六百文。一只羊就可以买一两亩地,这种事情杜中宵前世根本就不敢想。当然,中原地区地广人稀,旱涝无常,地价与其他地区比起来要低一些。但即使涨上十倍,一亩地两三贯钱,其实也不高。

与此相对应,此时米价一斗五十文,雇人佣工,官价一般是一人一天一百文,民间价格稍低,一日五十文还要管饭。勤快一点的,努力攒上几年,就可以买上几十亩地,做个中农。

地价、米价和劳动力价格的比例,反映了很多问题。此时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中,土地多少并不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其他的生产资料占的比重更大一些。再刨去牛价较低,答案也就很明显了。各种各样的农具才是农业生资料中的大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把地价向高了按一亩一贯算,三十亩地不过三十贯,而置办各种农具,却同样要三十贯。亩收一石,则年产粮食三十石,已是典型的中等户了。

以此时的劳动力价格,努力劳作,看起来十年之内就可以脱贫,成为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到现在大宋立国近百年,主客户的比例其实没多少变化,就连五等户比例也变化不大。

出现这种局面有很多原因,如天灾无常,一次大灾就容易让多年积蓄损失一空。比如差役沉重,农民并不能安心劳作。但最重要的,还是做个自给自足的小农之家对这个时代的人,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这一点让杜中宵很不理解,后来看清楚了这个时代的阶层变动之剧烈,也就释然。想自己家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之家,父亲进京赶了一次考就破产,要不是杜中宵有后世的知识,还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够翻身。吴克久原是一县之豪,视自己家为奴仆,仅仅几年时间,连酒楼都支撑不下去。

简单地说,这个年代持有资产是有成本的,国家税赋是资产税。如果手里的资产不能带来收益,会迅速被各种税赋抽光。中农恰巧处在这样一种位置,朝廷压下来的负担大多都是压到他们这一条线,只要收成差一些,税赋和差役抽血就会特别严重。一遇意外,便就跌落成为贫下农,甚至成为雇农。如果把差役算上,中农的生活并不比贫下农和雇农优越多少。

土地不只是收租,还是朝廷分担税赋的重要标准,土地的持有成本很高。做地主,不但要有地,还必须找到替自己耕种的人,地荒在那里,是要用自己的家产填税赋的。便如吴克久一家,因为得罪了杜中宵,杜中宵刚好考上了进士,他家的酒楼不但不赚钱,还一直向里面赔钱。地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旦找不到承佃的人家,地租不出去,朝廷收起税来一点都不客气。

地里的收成不好,雇农不过渡荒,地主却还要继续承担朝廷的税赋。把雇农逼得紧了,大不了一走了之,换一家继续种罢了。按此时流行赊欠的规矩,说不定生活还能够得到改善呢。宋朝废除了地主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是各种契约,且有期限,地主缺少把农民与自己的土地绑定的手段。

这种手段,除了农奴制,还有一项就是高利贷。也就是用金融手段,把土地与农民绑在一起,买卖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耕种这块土地的农民,土地才会特别值钱。这个时代由于对高利贷的打击,地主恰恰缺少这种手段,他们要负担土地资本风险的成本。

这个道理说穿了,就是雇农的稳定性不足。杜中宵前世的工厂,如果工资一日一结,工人的流动性会非常大,不是特别缺人不会这样做。当人力更加富裕,资本家会连工资月结都不满足,倾向于用年结的奖金绑定工人。这样还不满足,会让工人负债,寅吃卯粮,让你不敢走。地主控制农民也是一样,高利贷最大的作用不是剥削农民,而是控制农民,提供持久的剥削才最符合地主的利益。

杜中宵研究这些,不是要分析这年代的阶级关系,那些伤脑筋的事情会有王安石等喜欢做学问的人去做。杜中宵需要知道的是,自己要发展科学技术,推动这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开工场,办企业,工人从哪里来。明白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基础,才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

这样的时代,不需要圈地革命把农民赶进城里,那是面对农奴制资本家采取的手段。也不需要土改分田,大把的荒地在那里,有人力,工具足够便宜,自然会开垦出来。现在需要的,是把有限的人口聚集到城市周围,有了人口密集的定居点,工业才有足够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不是说要城镇化,而是要集中精力改造城市周围的土地,能灌溉,旱涝保收的土地才会吸引人。客户占人口的三分之一,把这些人利用好了,便就足以保证工人的来源了。换句话说,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制造问题倒逼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