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号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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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堆闪耀着白光。十五分钟前下了一场雪，给灰暗的积雪堆盖上了一层洁净而柔软的新雪。十五分钟前，一切还皆有可能，世界看起来那么美。更加光明，更加宁静，也更加自由的未来就在前方的某个地方闪光。未来，为了它可以冒巨大的风险，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押在一张牌上，让自己一次性地全身而退。

十五分钟前，鹅绒般的大雪给积雪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羽绒被。然后雪突然就停了，就跟它开始得一样突然。一缕缕阳光，从云朵的缝隙间泻下。整个冬天都没人见过这么美的一天。

现在，地上的白色开始一点一点地掺杂进红色。红在扩散，占据了它下方的土地，一片雪花一片雪花地往前推移，在前进中染红它流过的雪花。还有一部分红色喷到了远处的雪地上，落成一个个鲜红的斑点。这红那么纯粹，那么鲜艳，如果它有声音，肯定会尖叫出声。

娜塔丽·斯密尔诺娃那双棕色的眼睛盯着红色的斑点点缀的雪地，什么都看不见。她什么都不再想，什么都不再希望，也什么都不再害怕。

十分钟前，娜塔丽还有希望，十分钟前，她还比生命中的任何一刻都要害怕。她用颤抖的手把一张张钞票塞进正宗的路易威登皮包里。她一直在倾听，哪怕是再细微不过的声响。她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一直对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一切她都计划好了。但是同时她也知道，任何一个计划都不可能绝对万无一失。她花了好几个月反复琢磨的计划很可能被人轻轻一推就会倒下，破碎。

路易威登皮包里放着护照和飞往莫斯科的机票。其他任何东西她都不带。弟弟会开着租来的车到莫斯科机场来等她，会开车把她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小屋。世界上只有几个人知道那座小屋的存在，妈妈和三岁的欧尔加，她的女儿，会在那里等她。她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女儿了。女儿会不会已经不认识她了？她们会在小屋里躲上一两个月，这样她和女儿就有机会重新认识对方。她会在小屋里一直躲到她相信危险已经过去，一直躲到她被完全遗忘。

有个声音顽固地在娜塔丽的脑子里嗡嗡作响，“你不会被忘掉，他们不会让你跑掉”。她试图说服自己，她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很快就能找到一个人来代替她，所以他们不会大费周章地去到她的藏身之地把她揪出来。

做这一行的，时不时有人失踪，跟这个人一起失踪的还有钱。这是做这一行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损耗，就好像在超市里没有及时卖出去而腐烂掉的水果，最后不得不被扔掉一样。

娜塔丽没有数那些钱。她只是尽可能多地往包里塞钞票。有些钞票已经发皱卷曲了，但这并没有关系。卷曲的五百欧元的钞票和平整的五百欧元的钞票一样值钱。用它，可以买三个月的食物，如果足够精打细算的话，甚至四个月。用它，也可以让一个人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持沉默。对于很多人来说，五百欧元就是沉默的价格。

二十岁的娜塔丽·斯密尔诺娃趴在雪地里，脸颊贴着冰冷的雪。她感受不到冰雪在皮肤上的刺痛，她那裸露的耳垂也感受不到零下二十五摄氏度的气温足以让人凝固的寒冷。

在这陌生的国度，在这冰封的早春，娜塔丽，你在冷得发抖。

有个男人曾经用他那沙哑的嗓音给她唱过这首歌，还唱跑调了。娜塔丽不喜欢这首歌。歌中的娜塔丽是乌克兰人，而她是俄罗斯人。她喜欢的是男人给她唱歌，同时抚摸着她的头发。当时她试着不去听歌词，好在这样做并不困难。她会说一点芬兰语，她能听懂的比她能说的要多得多，不过她停止了费脑筋去想那些词的意思，而是放松思绪听男人唱。那些芬兰语单词交织在一起，丧失了意思，只剩下一个一个的音符，连成一串从男人的嘴里蹦出，飘到娜塔丽的颈后。

五分钟前，娜塔丽想到了这个男人，还有男人那双略微粗笨的手。男人会想她吗？也许会有那么一点，也许仅仅只是那么一点点，但不会太多，因为男人并不爱她。如果男人真的爱她，那么他肯定会像他多次信誓旦旦的那样，帮娜塔丽安排好一切。可是现在娜塔丽却不得不自己去安排那些事情。

两分钟前，娜塔丽“咔嗒”一声，合上了皮包。皮包因为装满了钞票而显得鼓鼓囊囊的。她迅速清除了自己留下的痕迹，瞥了一眼挂在门口的镜子中的自己：染成浅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珠，细细的眉毛和闪着红色的嘴唇。她的脸色苍白，眼睛下方是因为熬夜而产生的黑眼圈。她正要离开，嘴里尝到了自由夹杂着恐惧的味道。跟铁一样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