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早晨(第2/19页)

我收到的妈妈的第一张纸条是在一九五四年,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那时候我有多大?应该五岁吧。学校的操场上都是边跑边叫的孩子。我紧紧拽着妈妈的手,走近学校。有个戴着黑色贝雷帽的老师站在校门口。我看到别人的妈妈亲亲她们的孩子,挥挥手就离开了。我肯定是在这个时候哭了起来。

“怎么了?”妈妈问。

“不要走。”

“放学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等你的。”

“不。”

“没关系的。我会等着你的。”

“那我找不到你怎么办?”

“不会找不到的。”

“那我把你给丢了怎么办?”

“妈妈是不会丢的,查理。”

她笑了,手伸到衣服口袋里,递给我一只小小的蓝色信封。

“拿着,”她说,“如果你真的很想我,那就打开信封看看。”

她从包里拿出一片纸巾,擦了擦我的眼泪,然后用力抱了抱我,和我说再见。我依旧能够记得她那时候的模样:她穿着印花布的裙子,嘴唇上涂着露华浓的红色唇膏,长发在耳边飘拂。我举起她留给我的信,向她道别。现在想起来,她可能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我刚上幼儿园,字都不识呢。但那就是我的母亲。关键是那份心思。

*

爸妈相遇的故事是这样的:1944年春天,在椒谷湖的下游,她遇见了爸爸。那时她在游泳,他在打棒球。他投了一个球,伙伴把球打飞了,落到河里。妈妈看到了,朝球游过去。而爸爸也跳到水中去拣球。他从水底下浮出来的时候,两个脑袋撞在了一起。

“后来,我们就这样撞来撞去的,”妈妈过去常说。

他们俩闪电般陷入热恋。我爸的脾气就是这样,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就是快快把事情做完。那时候,他是个高大健硕的小伙,刚刚高中毕业,梳着奶油大包头,开着他爸的蓝白色凯迪拉克车。二战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告诉妈妈他要杀敌立功,“要成为镇上消灭敌人最多的人。”战舰把他运到了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北部,靠近博洛尼亚一个叫坡奥山谷的地方服役。一九四五年,他给妈妈写了封信,向妈妈求婚——“做我的妻子吧,”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个命令。妈妈答应了他。妈妈的回信写在一种很特别的亚麻纸上的,纸很贵,根本超出了她的消费能力,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坚持买了这种纸写回信。我妈妈认为写什么字和用什么纸是同样重要的。

爸爸收到妈妈回信后两星期,德军签署了投降协议。爸爸回家了。

我的理论是:爸爸打仗没打过瘾。所以后来,他向我们开战。

*

我爸叫雷奥纳多,但人人都叫他雷奥;我妈叫宝琳,但人人都叫她宝儿。妈妈有一双大大的杏眼,飘逸的黑发,奶油色的皮肤,和好莱坞明星奥黛丽·赫本颇有几分相似。在我们那个小镇上,长得像妈妈这样漂亮的可不多。她喜欢化妆——睫毛膏,眼线,腮红,样样齐全——大家都觉得她“有趣”,“有个性”,或者是“怪怪的”,有点“犟头倔脑”。而小时候的我,一直觉得她是个麻烦。

我穿没穿套鞋?带没带外套?学校的作业完成了吗?为什么我的裤子拉破了?

她还总是纠正我的语法。

“我和罗伯特要去……”[3]我说。

“罗伯特和我,”妈妈打断我的话。

“我和杰米想要……”

“杰米和我,”她总是纠正我。

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有特定的形象。妈妈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是涂着口红,向我弯下身体,竖起一根手指,教育我要好好努力。而爸爸的形象则是一个身体后仰,肩膀靠在墙壁上休息的男人。他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看着我,任我起起伏伏。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看得出,妈妈要靠近我,爸爸则要远离我。但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小孩能懂啥呢?

*

我妈是法国移民的后裔,信仰新教,我爸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信仰天主教,他们俩的结合,等于把上帝、罪孽和人生百味搅和在一起,弄得火候过了头。他们总是在争吵。孩子、食品、宗教,都是吵架的诱因。爸爸曾在浴室门口挂了一张耶稣像,一等他上班,妈妈就把画像挪到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爸爸回到家就大声嚷嚷起来,“上帝啊,你怎么能够动耶稣像呢!”妈妈反驳道,“那不过是个画像罢了,雷奥,你以为上帝愿意把自己的画像挂在浴室门口吗?”

爸爸不睬她,把画像挂回去。

第二天,妈妈又把画像挪走。

如此这般,折腾不休。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我们家有民主的话,那么爸爸的一票相当于两票。他决定我们晚饭吃什么,房子刷什么颜色,家里的钱存什么银行,客厅那台赞尼诗牌黑白电视机应该调什么频道。我出生的那一天,他通知妈妈:“这孩子要去天主教堂受洗,”毫无商量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