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食品组织（第12/16页）

就这样，她脸上堆着笑容，笑个不停。

不难想象，等下了飞机回到屋子后，她会烦躁不安，坐不稳睡不着吃不下，怎么也停不下脸上的笑容。她太激动了，没办法安静下来。如果她有个男人，那个可怜虫的爱慕怎么能同她这一天中从几十个男人那儿收到的爱慕相提并论？可想而知，哪个倒霉蛋娶了她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不久，这种情况肯定无法避免：干这一行的结婚率很高，离婚率也一样高。但是，有那么一年、两年或三年的时间——至多五六年——那姑娘像在舞台走秀似的，是一天几百双眼睛的焦点，工作时的每一分钟都是羡慕、渴望和嫉妒的对象，是温暖、舒适和关爱的源泉。接着她结婚了，就像走下一个上千人喝彩的舞台，进入一间狭小的黑屋子，可能她一无所知，不懂是什么东西搞得她觉得自己像只陀螺，被一直抽打着——然后留在地上转个不停。她没有自省能力，也缺乏自知之明，因为这样的女孩肯定既简单又幼稚，生来就是干这活儿的料。哪怕穷其一生，她也悟不出这一点：把一个姑娘塑造成公众爱恋的对象——成为军乐队领队、航空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或空姐，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是件多么残酷的事。她结婚，因为早婚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就像她体内肯定有个什么器官，能够收发几千瓦的爱情、关爱及谄媚的能量，而她又无法将其关闭。她到底怎么了？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烦躁易怒？干吗不能好好放松休息一下，睡个好觉？她就像个一直受大人表扬的孩子，而现在大人们烦了，转去聊天不理她了，不管她跳什么舞，又笑又喊又摆造型地嚷嚷：“快来看呀，快来看嘛！”——他们就是充耳不闻，最后才说了句：“安静点儿，到一边玩儿去。”

她觉得头疼，生活索然无味，接着疯狂地爱上某个男子，搞得那男子还以为有个情敌存在似的。不久她就离婚了。可能她想重操旧业，然而韶华不再。她已经不再可爱、轻盈、朝气蓬勃了，她的位置已经被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女孩鹊巢鸠占。

不用多久就到七月中旬了。会议还有两三天就宣告结束，但是这边的代表乱纷纷离去，那边的代表又成群拥入，酒店又承接了一个霍乱研讨会。

凯特在众人充满欣赏的光束下不停地微笑，将自己有求必应的光束投向四方，温暖每一个人。一想到马上就要孤单一人，她就茶饭不思。她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恐慌的缘故。浓浓笑意的光束太强了。或许不是这样，她只是做力所能及之事，从会议开始便一直如此，可此时此刻，大家都想着打包离去，那束光亮就未免强烈了点儿。她从阿梅德的态度中，知道自己是个办事利索、雷厉风行、笑容满面的女子。他就像台早该关闭的机器，绕着她转呀转：他拿来头疼药给她，说他自己也在头疼——每到一件事情要结束时，他就睡不着觉，搞得他妻子满腹牢骚。凯特把家人的照片拿给他看，他也给凯特看了一张照片——一个整洁干净的安静女人，膝头坐着一个局促的小女孩。凯特看得出这张照片取景的位置，是他趁工作间隙，站在一节楼梯顶端背对着窗拍摄的。阿梅德不能像客人那样坐着，但她可以，就像她可以陪着代表到处吃饭游玩，但阿梅德肯定不行。因此，看她站着，身边的阿梅德也站着，对她说：吃完药早点儿睡觉，明早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凯特心想，哪儿有这么轻巧的好事儿：一旦有机可乘，等待她的绝非镇定剂可以哄骗和赶走的东西。她得回伦敦去，找个地方独自待上两个月，孤独地审视自己的人生。当然，有许多人邀请她去他们的国家做客，男的女的都有，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在这种随意宽容、无欲无求的生活方式中，友情其实就意味着全然否定。不作批评。不提要求。对国家或种族差异不闻不问，对于这优雅迷人的圈子，那些分歧似乎只是用来说笑逗趣的。此外，性爱平等。谁也不伤谁的心。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事业远比性或爱情重要：这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性观念，浪漫爱情、渴望想念、绝望情绪全被放逐到精神失常的过去。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过去或将来的情人，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形影不离，可一经分别却可以几个月或几年不通音讯，甚至想都想不起对方；然而在雷克雅未克再次重逢的时候，双方都竭力不喜形于色，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暗暗酝酿着另一次稍有不同的亲密接触。如同演员在戏中为恋情又哭又笑、又恼又喜，但不久之后就各奔东西，十年之后才又穿着不同戏服，再次偶遇。

或许，她应该随迷人的费利夫人去塞拉利昂？干吗不去呢？或者她就待在这里，反正土耳其她也没玩儿够，只是去了一些餐馆吃了不少美食，看了两座清真寺和一个教堂。但是土耳其这地方，一个女子独来独往很不方便，要是在巴黎或罗马，或许……在这里她不能独自驾车进内陆城市；或者应该这么说，像她这种性格的人，一个结婚多年的女子，没有男子陪伴在侧，她没有那个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