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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我什么时候去？’

“‘马上就去，’我惊跳了起来，‘还要等什么啊？’

“他望了望四周。‘那你去哪儿呢？这儿不安全。我妻子很可能就会叫女佣人下楼来找我。我一般总是下班以后就到楼上去的。这个，她已经习惯了。我可以把你锁在屋子里，可是那样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给锁在屋子里。’我说。‘你不能告诉你妻子，说你非得出去看望一个病人不可吗？’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这样告诉她。这样做，简单些。’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一道闪光，有那么片刻工夫，他的左眼仿佛在微微地眨巴着。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我们的童年时代。‘我可以等在大教堂里。眼下这时势，教堂几乎跟在中世纪时代一样安全。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

“‘一小时以后。就说你名叫奥托·施图尔姆。我怎么能找到你？你就不能索性到一个有电话的地方去吗？’

“‘有电话的地方是危险的。’

“‘不错，也许是这样。’他迟迟疑疑地站在那里一会儿。‘是的，也许你的话是对的。要是我还没回来，你再打个电话，或者留个口信说你在哪儿。’

“‘好。’

“我拿起我的帽子。‘约瑟夫。’他说。

“我转过身去。

“‘外边情况怎么样？’他问。‘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我答道。‘是的，差不多是那样。什么都没有。可是，也不完全是那样。可是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什么都有，除了那一样最关紧要的东西，不是吗？’

“‘没有那么好，’他说，‘没有那么好，约瑟夫。不过表面上倒是金光灿灿的。’

“我顺着一条最最冷落的街道往大教堂走去。路并不远。在克拉恩街上，有一队齐步行进的兵士打我旁边走过去。他们唱着一支我不熟悉的歌。在教堂广场上，兵士更多了。稍微再远一点，小教堂的三个十字架旁边，一大群人聚集在那儿——有二三百人，大部分都穿着纳粹党的制服。我听到一个嗓音，想找出来是谁在那里讲话，但什么也没找到。终于，我的眼光偶然落到撑起在讲台上的一个黑色扬声器上。它立在一盏电灯下面，光秃秃，孤零零，一个自动装置，叫嚷着德国夺回每一寸土地的权利，更强大的德国，复仇。世界的和平，它咆哮道，只有通过一种途径才能得到保障：全世界必须按照德国的要求行事。那才是正义的，公道的。

“又刮风了，摇曳的树枝把晃动的阴影洒落在人们的脸上，号叫的机器上，以及他们背后教堂墙头那静谧的雕像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边一个强盗[32]。听众的脸都全神贯注，样子也变了。那自动装置向他们叫嚣的，他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处于一种奇妙的催眠状态，向这个脱离肉体的嗓音欢呼喝彩，倒像它是一个活人似的。这个场景，在我看来，这恰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那邪恶如恶魔般的暴民精神，也代表了所有跟着口号走的受惊的、歇斯底里的人群。至于那些口号来自右派还是来自左派都无所谓，只要它们能使群众不动脑筋、不负责任就行。

“我没有料到大教堂里会有这么许多人。后来我才记起，五月的每天晚上都要望弥撒。有一会儿，我在思忖新教的教堂是不是会好些，可是我不知道到了晚上它们会不会还开着。我挤到门口近旁一张空着的靠背长椅上。圣坛上亮着辉煌的烛光，可是教堂的其他部分却显得阴森暗淡，人家要把我认出来也不太容易。

“一个神甫身处焚香的烟霭和蜡烛的光芒中在圣坛周围走动，周围几个辅祭穿着红色的教袍和白色的法衣，其中有一个正摇动着烟霭袅袅的香炉。我听着管风琴和唱歌的声音，仿佛觉得我正在望着跟外面的那些同样的变了形的脸，同样的梦游病患者似的出神的眼睛，眼睛里洋溢着毫不怀疑的信仰和想不负责任而安全存身的那种渴望。教堂里的气氛比外面的更幽雅，更温和。可是，这种劝说我们爱上帝、爱邻人的宗教，也并非一直都是那么温和：在漫长的黑暗时代，它也曾经流过大量的鲜血。它一旦不再受人迫害，就马上反过来，开始用火，用剑，用酷刑去迫害他人。海伦的弟弟在集中营里审问我的那一回，就提到过这一点：‘我们采用了你们教会的方法。你们的宗教裁判所用上帝的名义来严刑拷问，教育我们该怎么样去对付信仰的敌人。其实，我们倒并没有那么残酷：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把人活活烧死。’他向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正被吊在一个十字架上——那是他们威逼犯人招供的较轻的刑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