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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施瓦茨先生，”我说道，脚步迈得尽可能的轻盈，“你之所以跟我谈，原因也就在这里——为了要把你的记忆从你自己身上抢救出来……”

我跟自己生气，因为刚才的话讲得那么直率。那个人非常狂暴，但表现出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疯狂，如同一个堂吉诃德，下决心要跟时间的风车搏斗，而我呢，对他的伤心事考虑过多，因而没有去尽力分析他的处境。“要是我成功了——”施瓦茨说不下去了。随后他重新开始说：“要是我成功了，那么它就安全了，不会受我所能做的任何事的损害了。你相信我吗？”

“是的，施瓦茨先生。我们的记忆不是什么放在博物院里的一只尘封的象牙首饰盒。它是一只活着的、要吃喝还能消化的动物。它像传说中的不死鸟那样，会自行焚死，[46]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不至于被它毁灭。这就是你正在试图防止的事情。”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的眼睛里洋溢着感激的神情。“你说只有等我们死了以后，记忆才会变成石头。那就是我正要做的事啊！”

“我那是胡说八道。”我不耐烦地说。我憎恨这样的谈话。我认识很多患精神病的人，流亡导致了这种精神病，正像雨水催生蘑菇一样。

“我不打算自杀，”施瓦茨说着，微微笑了一笑，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似的，“人的生命现在太重要了。我只是想让作为约瑟夫·施瓦茨的我死去。明天早晨当我离开你的时候，约瑟夫·施瓦茨就要死去了。”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田，跟这个念头一起，还有一个狂妄的希望。“那你打算怎么样呢？”我问。

“失踪。”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

“是的。”

“仅仅那个姓名？”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的一切，都要失踪。从前的我。”

“你的护照，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那东西我不需要了。”

“你另外还有护照吗？”

施瓦茨摇摇头。“我不需要护照了。”

“那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签证？”

“是的。”

“你能把它卖给我吗？”我问，虽然我没有钱。

施瓦茨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能？”

“我不能卖，”施瓦茨说，“那东西我当时是作为一件礼物接受下来的。但是，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明天早晨。你用得着它吗？”

“上帝！”我屏息着说。“用得着！它会救我的命啊！我的护照上没有美国的签证，而且我还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搞到一个签证咧。”

施瓦茨凄凉地笑了一笑。“事情一直在重复出现！你使我想起施瓦茨当年临终那个时候。我坐在他的房间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着那张会使我重新成为一个人的护照。好吧。我要把我的护照送给你。你只消换一张相片。年龄应该是差不多的。”

“三十九。”我说。

“那你就要大五岁了。你认识什么善于改护照的人吗？”

“认识，”我答道，“这儿我有一个熟人。换一张相片是容易的。”

施瓦茨点点头。“比换一个性格更容易。”他朝空无一人的地方凝视了一会儿。“如果你能够对绘画产生兴趣，那岂不是件奇怪的事吗？像施瓦茨那样——后来像我这样？”

我感到一阵哆嗦。“护照是一张纸，”我说，“它不是一种魔术。”

“不是吗？”施瓦茨说。

“哦，是的，”我答道，“只是方式不一样。你在巴黎待了多久？”

施瓦茨答应把他的护照送给我，这使我心里乱成一团，因此我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话。我一心只想着应当为露特弄到一个签证。我不妨试一试把她当成我的妹妹。可是，那大概也不会成功。美国领事馆的人是十分严格的。不过我还得去试一试，除非出现第二个奇迹。随后我听到施瓦茨在说话了。

“有一天在巴黎，他来到了我们的屋子，”他说，“花了他六个星期，可是他找到我们了。这一回，他没有从德国领事馆派什么人来。他亲自来了，站在那个挂着一些十八世纪田园版画的旅馆房间里——格奥尔格·于尔根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海伦的弟弟，高个头，宽肩膀，两百磅或者超过两百磅的体重，比在奥斯纳布吕克还要十倍的德国化，尽管他穿的是便服。他瞪着眼睛朝我们注视着。

“‘原来都是些谎话，’他说，‘我就说这事有股臭鱼的味道。’

“‘那也不会叫你惊奇的，’我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发出臭气来。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海伦笑了起来。

“‘不准笑！’格奥尔格嚷道。

“‘不准嚷嚷！’我说。‘要不，我要把你扔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