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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同那强盗的来往之中，柯希莫对阅读和学习产生了极大兴趣。这种爱好他后来保持终生。现在人们看见他的习惯姿态是手捧一本打开的书，骑坐在一根舒适的枝干上，或者就像坐在课桌前那样靠在一个枝丫上，一张纸摊开于一块小木板上，墨水瓶安放在一个树洞里，手握一杆长长的鹅毛笔书写。

现在是他去找福施拉弗勒尔神父，请他给他上课，请他讲解塔西陀和奥维德，解释天体的运行和化学反应规律。可是那年迈神父除了一点语法和一点神学之外，可谓一个坠入糊涂的无知大海之中的人，对于学生的提问，他摊开双手，两眼冲天上翻。

“神父大人，在波斯人们可以娶几个妻子？神父大人，维半利奥·萨沃亚尔多是什么人？神父大人，您能给我讲讲林耐的植物分类学吗？”

“那么……现在……瞧……”神父开讲，随即慌乱起来，再也讲不下去了。

而柯希莫呢，狼吞虎咽似的看完各种书籍，把一半时间用来读书，一半时间打猎，以便支付书店老板奥尔贝凯的帐。他总是有一些故事要讲，他讲卢梭在瑞士的森林里采集植物标本，讲本杰明·富兰克林用风筝捕捉闪电，讲匈当男爵愉快地同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

老迈的福施拉弗勒尔以出奇的专心听着这些话题。我不知道他是真正感兴趣还是由于无须讲课而图个轻松而已。他倾听着，当柯希莫问他：“您知道是……吗？”时他就用“不！你告诉我！”或者“啊！真有意思！”之类的话对答。当柯希莫讲给他听之后，他这时就会说，“我的上帝！”这既可能是对上帝的新的伟大之处的赞叹，也可能是对以一切形式处处表现出来使世界在劫难逃的恶表示遗憾。

我那时年纪太小，柯希莫在目不识丁的人们之外没有朋友，因此他想谈谈读书心得时就向这位老家庭教师倾诉，抛出许多问题和解答，几乎把他埋葬。而神父呢，众所周知，他有着一切皆空的超脱意识，因此为人处世驯顺随和。柯希莫便利用他的这一特点，他们两人之间的师生关系颠倒过来：柯希莫当老师，福施拉弗勤尔当学生。我哥哥获得相当大的权威，竟然能够拖着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子跟着他在树上流浪，他让他吊着两条瘦骨嶙峋的腿在翁达利瓦家花园里的一棵白皮栗树上坐上整整一个下午，听他凝视着园中的奇花异木和斜照在睡莲池中的夕阳高谈阔论，讲专制与共和，讲诸种宗教中的真与善，谈中国的礼仪，里斯本的地震，菜依达的酒瓶，谈感觉主义。

我应当上希腊文课的时候，却找不到家庭教师。全家人都被惊动了，一齐跑到野外四处寻找，连鱼塘里也试探了一下，恐怕总是心不在焉的他掉下去淹死了。傍晚时他回来了，直说腰痛，抱怨让他很不舒服地坐了几小时。

然而不可忘记的是，在这老冉森教徒身上这种被动的全盘接收的状态是与他原有的对僵化思想的爱好时时交替出现的。虽然他是一个心神不定，禀性柔顺的人，毫不抗拒地容纳任何新的或自由的思想，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野蛮民族的诚实”、“迷信的坏影响”等等，一刻钟后，绝对僵化的思想就会发作起来，支配他，他会把刚刚那么肤浅地接收到的这些思想加以调和，把他那一整套一成不变的严酷道德规范掺入其中，于是在他的嘴里，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责任或者是信奉自然宗教的人的道德都变成了一种严酷的惩戒条例，一种狂热信仰的教义。除此之外他只看到一幅腐化堕落的黑暗画景，一切新的哲学家在揭露恶时都过于温和而表浅，通向至善的道路虽然艰辛，却不容许妥协或折中办法。

柯希莫面对神父这些突发的即兴演说，不敢再开口。他怕自己的话会被指责为无条理和不严密，而自己思想中尽力描绘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化成了一个竖满又冷又硬的大理石碑的墓场现在眼前，他感到不寒而栗。幸好神父很快就对这种集中意志的紧张感到疲乏了，他显得精疲力尽，好像他所做的把每一种观点都归纳入单一的实质之中的简化工作使他的生命的活力耗散殆尽，只剩下几丝活气了。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由呼吸变为打哈欠，渐入梦境。

但是就在这两种精神状态的支配之下，他已经把他的时日都花费在追随柯希莫的学习之上了。他在柯希莫所在的树木与奥尔贝凯的书店之间穿梭般往返，向阿姆特丹或巴黎的书商订购书籍，并取回新到的书，于是酿成了一场灾祸。因为流言传说在翁布罗萨有一个教士熟读一切被教会禁止的欧洲出版物。这谣言一直传到宗教裁判所。一天下午，警察出现在我们的别墅里，他们来查抄神父的小房间。他们在他的经书中找出了一本贝勒的著作，还未切边，可是这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当场启获。他们把神父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