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文山

春天，我在伦敦度过。总的来说，虽然我没有完成所有的预定任务，但这段日子还是相当激动人心的。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夏天临近，以往的烦躁不安又回来了。比方说，我隐隐地害怕再遇见以前的大学同学。当我在卡姆登区闲逛时，当我搜寻着我在西区大商场买不起的CD时，总能遇见以前的同学，问我自从离开学校出来“追求功名利禄”以后，混得怎么样。我不是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的现状，而是他们没人——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例外——能理解对现在的我来说，什么才叫“成功的”数个月。

我说了，我没有完成所有的预定任务，但这些任务更像是长期的奋斗目标。所有的这些试音，就算是最无聊的，也是很宝贵的经验。几乎每一次我都不会空手而归，我都能了解到一些伦敦，甚至全世界乐坛的事情。

有的试音挺正式的。你到一个仓库或改装的车库里去，有经理或者乐队成员的女朋友记下你的名字，端茶给你，叫你等一会儿，这时隔壁传来很大声的、乐队时断时续的演奏。但是大部分试音则很随便。事实上，看了大多数乐队行为处事的方式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伦敦乐坛每况愈下。我一次次穿梭于伦敦郊区不知名的街道间，带着我的原声吉他走上楼梯，走进散发着霉味的公寓。屋子里的地板上垫子和睡袋扔得到处都是。乐队的人嘴里一直嘀咕着，几乎不看你的眼睛。我弹唱的时候他们只是两眼空洞地看着你，直到其中一个人叫我停下来，说：“噢，可以了。谢谢你来试音，但这跟我们的风格不太一样。”

我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其实很多都很害羞，对试音这事儿很不自在。若我和他们聊些别的，他们就放松多了。我就是这样收集到各种有用的信息的：哪儿有有意思的夜总会，哪个乐队需要吉他手。或者只是推荐你听听哪里的乐队。我说了，我从来不会空手而归。

基本上大家都觉得我吉他弹得不错，很多人还说我的声音很适合和声。但我很快就发现有两个因素对我不利。一是我没有装备。很多乐队都希望找到一个自带电吉他、扩音器、喇叭，最好还有交通工具的人，能够马上开始和他们一起表演。我只有两条腿和一把破破烂烂的原声吉他。所以不管他们多喜欢我的演奏或声音，都不得不叫我走人。公平得很。

另一主要障碍才让人难以接受——而且我得说，这一点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自己写歌竟然成了问题。真不敢相信。我在某个乱糟糟的公寓里，对着一群面无表情的脸孔演奏，弹完了以后，经过十五、甚至三十秒钟的停顿，会有一个人疑惑地问道：“这是谁的歌？”我说是我自己的歌，刷的一声，窗子关上了。耸肩的耸肩，摇头的摇头，还诡异地互相笑一笑，然后送上他们打发人的那套说辞。

在这种情况发生到第无数次的时候，我实在生气了。我说：“我不明白。难道你们想永远做一支翻唱乐队？就算是这样，你们以为那些歌打哪儿来的？当然是有人写的！”

可是听我说话的那个人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没有冒犯之意，伙计。只是写歌的浑球儿太多了。”

似乎整个伦敦乐坛都是这种傻瓜论调。正是这一点使我相信：在这里，就在最根部，有一种就算不是完全腐烂，但至少也是极其肤浅、极其虚伪的东西在蔓延；这种现象无疑直达最上层，反映了整个音乐界的现状。

这一发现，加上夏天临近，使得我再没有地方可以寄居，我决定：虽然伦敦魅力四射——我的大学生活跟它一比，真是暗淡无光——我还是离开一阵子的好。于是我打电话给家姐玛吉。她和丈夫在莫尔文山经营一家小餐厅。就这样，我决定这个夏天和他们一起住。

玛吉比我大四岁，而且老是为我担心，所以我知道她一定赞成我到她那里去。其实，我还知道她很高兴有人帮她。我说她在莫尔文山开小餐厅，并不是指在大莫尔文镇或一级公路上，而是确确实实在山上。餐厅是一栋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房子，面朝西独自屹立在山上，因此天气晴朗时，可以把茶和蛋糕拿到店外的露台上去，俯瞰整个赫里福郡的景色。冬天的时候只得关门大吉，但夏天则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客人主要是本地人——他们把车停在山下一百米的“西英格兰”停车场，穿着凉鞋和花花绿绿的衣服，气喘吁吁地沿着小路爬上来——有时也有手拿地图、穿戴整齐、徒步登山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