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窖（第2/4页）

车旁窜过黑色的火花，似乎有一堆纸在闷烧。空气中跳动着愤怒的热量。我想起了那些一面开车、一面向外开枪的泄愤行为。

律师事务所位于金街和湖湾街的十字路口。沃尔特迷路了，找不到地方停车。我们不得不下来走五个街区；沃尔特搀着我的胳膊。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一切都发生了巨变。我并不常去多伦多，但每次去都会发现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日积月累，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似乎这个城市被炸为平地，然后又重生了。

我记忆中的市中心是毫无生气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信奉卡尔文派新教的白人。男人身穿深色大衣在人行道上古板地行走。偶尔出现一名妇女，穿着标准的高跟鞋，戴着手套和帽子，腋下夹着手袋，眼睛正视前方。这样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有些日子了。多伦多不再是个新教徒的城市，而变成个五色斑斓的城市：街上人头攒动，人们的衣着款式多样，色彩鲜艳。有撑着黄色太阳伞的热狗摊子、椒盐脆饼摊，有卖耳环、手工包和皮带的小贩。还有胸前挂着“失业”牌子的乞丐；他们中间也划出各自的领地。我从一个吹长笛的人身边走过，又看见一个弹电吉他的三人小组，还有一个穿苏格兰短裙的男人在吹风笛。我随时准备碰上玩杂耍的、吃火的，或是戴着风帽、摇着铁铃的麻风病人。眼前的景象，嘈杂不堪，仿佛一部光怪陆离的电影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终于到了律师事务所。当我四十年代首次来此事务所咨询时，它位于一群曼彻斯特式的红砖建筑中；那些红砖由于年代久远，已被煤烟熏黑了。门厅的地上铺着马赛克，门口放着石狮子。嵌着石水晶的木门上，金色的招牌闪闪发光。电梯是那种简陋的铁笼子；走进去就像进了牢房一般。有个穿海蓝制服、带白手套的女人开电梯，到了一层呼叫一下。那电梯只开到十楼。

如今，这个律师事务所开在一幢玻璃幕墙的办公大楼中，位于第五十层。我和沃尔特走进闪亮的电梯，里面装饰着人造大理石。电梯里挤满了西装革履的男男女女，弥漫着汽车软垫的味道。人们个个如工作机器般面无表情，目光也尽量避开别人。这年头，人们开始只看自己该看的东西了。事务所的接待室装潢得如同五星级酒店：到处花团锦簇，尽显奢华；地上铺满了厚厚的蘑菇色地毯，墙上挂着一幅昂贵的、难懂的抽象画。

律师出来了，同我们握握手，比划着嘀咕了一句，意思是要我跟他进去。沃尔特说他不进去了，就在原地等我。他用惊异的目光盯着那个年轻优雅的女接待员。她身穿黑色的套裙，领带是紫色的，指甲是珍珠色的。女接待员也在盯着沃尔特，不是看他本人，而是看他的格子衬衫和他那双豆荚状的大胶鞋。沃尔特一屁股在双人沙发上坐下去，就像坐在一大团棉花糖上一样。他的双膝收拢，裤子缩了上去，露出了厚厚的伐木工人的红色短袜。他面前有一张小巧的咖啡桌，上面有一堆商业杂志，内容是教人如何投资理财。他随手拿了一本谈共同基金的杂志；这本杂志在他的大手掌里简直就像一张薄薄的纸巾。他的眼球不住地转动，仿佛一头逃亡中的小公牛。

“我不会去很久的。”我安慰他说。事实上，我去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要长一些。不过，这些律师也是计时收费的，同下等妓女没什么两样。我一直指望听见敲门声，接着是一个烦躁的声音：喂！还在里面磨蹭什么？快把那物儿翘起来，打一炮完事！

我和律师洽谈完毕之后，两人回到车上。沃尔特说要带我去吃午饭。他说，他知道一个好地方。我猜想，米拉一定关照过他：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定要让她吃点东西。她那个年龄的人都吃得很少，甚至不知道肚子瘪了。她会饿死在车里的。他的肚子也可能早就饿了；在我睡觉时，他把米拉为我们精心准备的三明治吃了个精光。那些巧克力小方饼也一并进了他的肚子。

他说的那个地方叫“火窖”。他上次在那儿吃过一次，大概两三年前吧。这家餐馆在多伦多还算体面。他那次吃了一份全料双层奶酪汉堡包。这家餐馆还供应烤肋排，他们擅长各种烧烤。

我也记得这家餐馆。那是十多年前，萨布里娜第一次离家出走之后，我在暗中照看她的那些日子里去过。她放学时分，我常在她学校附近逗留，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待在可以拦截她的地方——偶尔我也会差点被她认出来。我往往用张开的报纸遮住脸，就像一个无望地迷上了姑娘的可怜虫，而她却像避鬼一般地躲着我。

我只想让萨布里娜知道我在那里；我是活生生的人；我不像她听说的那样；我可以成为她的庇护所。我知道她需要一个庇护所，她曾经需要过一个：威妮弗蕾德。不过，没有任何结果。她从未发现过我，我也从未暴露过自己。一旦到了节骨眼上，我却成了个胆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