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自欧洲的明信片（第2/5页）

我想，所有的电报都是发给理查德的：我从来没给别人发过电报，自然也没理由指望别人发给我。

白天，理查德总有各式各样的约会，想必都是生意上的往来。他为我雇了一辆车和一名司机，让司机带我去他认为值得一看的地方观光。我参观的大多是建筑物和公园。当然也包括在建筑物外面或公园内立的塑像：昂首挺胸的政治家，前腿弓起，手握卷着的文件；还有马背上的军人。有立在纪念柱上的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有坐在宝座上的艾伯特亲王，脚下有四个异国美女卖弄风情，口中喷出水果和麦子。这四个美女代表四大洲殖民地。尽管艾伯特亲王已死，他仍然主宰着他的“四大洲”，但他并不在意；他坐在金碧辉煌的穹顶下，目光严厉，默默地凝望着远方，似乎他心里有更远大的目标。

晚饭时，理查德会问：“今天你看了哪些地方？”我就会像背书似的一一例举所到之处：伦敦塔、白金汉宫、肯辛顿宫、西敏寺、议会大厦。他不主张我去一般的博物馆，但可以去自然史博物馆。现在我常想，为什么他认为去看这个馆里众多的大动物标本对我的教育有利？很明显，他为我安排的所有这些参观活动目的都在教育我。然而，这些动物的标本对我好在哪里呢？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比一屋子的油画更有教育意义。我认为，我了解他的用意，但也许我错了。或许充满动物标本的博物馆多少像个动物园——那是大人带小孩去玩的地方。

不过，我还是去了国家美术馆。这是在我已经无处可去时，饭店的门卫推荐的。这次游览让我筋疲力尽——里面人头济济，琳琅满目，好像进了百货商店，但同时我又非常兴奋。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过那么多的裸体女人。那儿也有裸体的男人，但他们不全裸。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奇装异服。或许这就是原始的分类：女人裸体，男人穿衣服。噢，上帝就是这么想的。（劳拉小时候曾经问过：上帝穿什么？）

每到一个参观地点，送我的车和司机都会在外面等着，而我则轻快地走进门去。我尽量装作是专程来的，尽量不让人看出我的寂寞和空虚。所以，我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好让自己回去后能说出点名堂来。然而，我对眼前的东西实在一窍不通。建筑不过是建筑而已。除非你懂建筑学，或者知道历史上那里曾发生过什么，否则就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就没看出什么来。我也缺少概观的天赋。我的眼光似乎只盯住那些我该看的东西，而离开后只剩下对材料的印象：粗糙的砖石、光滑的打蜡木栏杆、硬邦邦的肮脏毛皮。还有那些带条纹的牛角、泛着暖光的象牙，以及玻璃眼睛。

除了这些教育性的游览，理查德还鼓励我去购物。我觉得商店售货员有些气势汹汹，于是买得很少。有的时候，我还去做头发。理查德不希望我剪头发或烫头发，所以我没有剪烫。他说，简单的发型最适合我，因为我年轻。

有时我会去散步，或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到该回家的时候回去。有时候，会有一个男人过来坐在我身边，试图跟我搭话，然后我就会离开。

我为穿衣服翻花样费了不少时间。一会儿是束皮带的，一会儿又是带搭扣的；一会儿斜戴帽子，一会儿又穿棱线袜。我总是担心衣着合不合时宜。没有人帮我扣领口，也没有人告诉我从背后看我的样子如何，衬衫下摆是否全塞进了裙腰。以前是瑞妮或劳拉在帮我，而如今她们已不在我身边。我很想念她们，竭力克制着自己。

我还需修指甲、泡脚、拔掉或剃掉身上的毛。皮肤有必要保持光洁柔顺。我要像团湿泥，别人摸上去的感觉该是滑溜溜的。

蜜月本可以让新婚夫妇进一步相互了解。然而，一天天过去，我感到对理查德的了解却越来越少。他在刻意淡化自己的形象，这是不是一种自我隐蔽？其目的是让自己退居有利的地位。然而，我自己在按他的期望被塑造成型。每次照镜子，我都发觉自己增加了一点色彩。

离开伦敦后，我们又去了巴黎——先是乘船过海峡，然后再乘火车。我们在巴黎的生活和伦敦差不多，只是早餐不同：面包圈、草莓酱、加热奶的咖啡。午餐和晚餐总是很丰盛；理查德对此十分讲究，对葡萄酒特别挑剔。他一再说，这不是在多伦多。对我来说，这个事实不言自明。

我去看了埃菲尔铁塔；由于我不喜欢登高，所以没有上去。我还参观了先贤祠和拿破仑墓。我没去巴黎圣母院，因为理查德不喜欢教堂，至少不喜欢天主教堂。他认为教堂会让人失去活力，尤其是那里面的香气会令人变得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