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行宫

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穿上了“忽必烈行宫”舞会时的服装。我在舞会上是扮演一名阿比西尼亚少女——一位演奏扬琴的淑女。那服装是绿色缎子做的：上身是一件镶着金边的短上衣，领口开得很低，直到腹部；下身是半透明的绿缎子紧身裤。我脖子上的项链、额头上的头箍，都是由许多假金币串成的。一顶小而精致的头巾式女帽上别着一枚新月形的饰针。还有薄薄的面纱。这套服装不知是哪个没有品位的马戏团服装师设计的，还自以为具有东方神韵。

一开始，我还觉得穿这套衣服相当漂亮，可后来我看见了自己下垂的肚子、青筋暴突的肿大关节、起皱的胳膊，才意识到我早已青春不再。

然而，我并不在舞会上。我孤单一人——至少开头似乎是这样——呆在阿维隆庄园废弃的玻璃暖房里。地上的空盆东一个、西一个；还有一些别的盆盆罐罐，里面也只是干硬的泥土和枯死的植物。一尊斯芬克斯石像歪倒在地上，脸上被涂得面目全非——有签名、字母缩写，还有蹩脚的画。暖房的玻璃顶上有一个洞。整个暖房散发出一股猫臊味。

我身后的主屋一片漆黑，没有人声。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穿着这身滑稽的化装服，孤零零地待在这里。夜深沉，月如钩。月光下，我看见还有一株活着的植物——一种有光泽的灌木，开着一朵白色的小花。劳拉，我脱口而出。从远处的暗影里，传来一个男人的笑声。

你或许会说，这不过是个不太可怕的噩梦罢了。你倒做个这样的梦试试。我醒来的时候可是沮丧极了。

一个人的脑海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呢？梦魇找上门来，撕裂我们，死死地抓住我们。据说，如果你饿极了，你就会开始吞食自己的心。或许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

荒唐。这都是人脑细胞的化学反应。我需要采取措施对付这些噩梦。一定有某种药片可以帮我摆脱噩梦。

今天的雪下得更大了。只要向窗外看一眼就会让我的手指生疼。我在餐桌上写字，写得慢极了，就像在刻字。我的钢笔很沉，写起字来很费劲，仿佛钉子在水泥板上刻画一样。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炎热渐渐过去，寒气慢慢袭来。霜降在落叶上，然后又降在未落的树叶上。然后，窗户也结了一层霜花。我乐于观察这些细节的变化。我喜欢深深地吸气。我肺里的空间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与此同时，一切都在继续。

现在，被威妮弗蕾德称为“劳拉的小恶作剧”的这件事已经被尽可能地掩盖起来。理查德对劳拉说，如果她对任何人，尤其是对她学校的人谈论这件事，他一定会知道，而且会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冒犯，也是一种蓄意捣乱。理查德也给了报界一个说法：牛顿-多布斯夫妇是理查德非常尊敬的朋友——牛顿先生是铁路部门的一位官员——这对夫妇可以作证，劳拉这段时间一直都和他们在一起，住在马斯科卡他们的家中。这个假期的安排决定得十分仓促，劳拉以为牛顿-多布斯夫妇给我们打了电话，而牛顿-多布斯夫妇则以为劳拉打了电话，这一切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他们并不知道人们以为劳拉失踪了，因为他们在度假期间从来不看新闻。

这倒是个编得很像的瞎话。不过，人们相信这个说法，至少是不得不假装相信。我想牛顿-多布斯将事情的真相悄悄告诉了起码二十个亲密的朋友，叮嘱他们不得外传。如果换了威妮弗蕾德，她也会这么做的，因为小道消息也会像商品一样流通。幸好，事情的真相并没有被报纸披露。

劳拉被打扮了一番之后，身穿苏格兰短裙、扎着彩格领带，被送往圣塞西莉亚学校。她毫不掩饰她对这所学校的厌恶。她说，她没有必要非去那里不可；她说，她已找到过第一份工作，也可以找到第二份工作。劳拉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理查德也在场。她是不会直接和理查德说话的。

她经常咬手指甲。她吃得很少，人也太瘦。我开始为她十分担心——其实本来我也就该为她担心的。但理查德说，他可是听够了这种可笑的傻话，不想再听关于找工作的事。劳拉还太小，根本就不能独立生活。如果去工作的话，她就会卷入不光彩的事中，因为森林里有许多大灰狼正等着对她这样的傻丫头下手。如果她不喜欢现在的学校，可以去远一点的学校——另一个城市的学校。如果她要再次逃跑的话，他就要把她送到“少女教养所”去，让她和那些少年犯待在一起。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只有把她送到一所专科医院去——那种在窗户上装有铁栅栏的私人诊所：如果她想要的就是痛苦和悔恨的话，那无疑是个好地方。劳拉是个未成年人，而他手中又掌握着权力，而且他必定会说到做到。劳拉知道——大家都知道——他可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