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瓦砾（第2/2页）

“我很高兴听说他感到一丝懊悔，”我冷冷地说，“当时我并没发觉他有什么懊悔。”

威妮弗蕾德自然对我进行了一番责备。过后，那就是公开的战争了。她对我做出了她所能想到的最恶劣的事。她带走了艾梅。

根据威妮弗蕾德的说法，想必你读过了福音书福音书：指《圣经》中的《约翰福音》等章节所讲的基督教义。。在她的嘴里，我一定是一个酒鬼，一个野鸡，一个荡妇，一个坏母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无疑又变成了一个邋遢的老泼妇，一个老疯婆，一个卖破烂的小贩。然而，我怀疑她是否对你说我害死了理查德。如果她那样说的话，她还不得不说她是从哪儿听来的。

破烂是个诋毁的词。不错，我贱买贵卖——在古董这个行当，谁不是这样？——但我有好眼光，而且从来不强迫别人。我承认，有一段时间我饮酒过量，但那是在艾梅走了之后。至于男人，我也有过几个。那从来就不是个爱情问题，更像是每隔一段时间包扎一次伤口。我同周围的一切关系都被割断了，不能伸手，不能触摸；同时，我感到被擦伤了，伤得生疼。我需要另外一个身体的慰藉。

我避开我以往社交圈里的任何男人。不过，其中有些男人一听到我孤独，乃至可能境况糟糕的风声，便像水果苍蝇一样出现了。那些男人可能是受了威妮弗蕾德的怂恿；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坚持找一些陌生人，他们是在我去附近的城镇搜寻人们所说的“可捡的男人”时捡来的。我从来不说自己的真名。但最后，威妮弗蕾德的穷追不舍令我难以招架。她只需要雇一个人跟踪我，就能得到对我不利的证据。我进出汽车旅馆房门的照片；登记簿上的假名；贪图贿赂的旅馆老板的证词。我的律师说：你可以在法庭上力争，但我建议你别这样做。我们要尽力争取探访权，这才是所有你能指望的。你把弹药交给他们，他们已经用上了。甚至连律师对我也抱怀疑态度，不是因为我道德堕落，而是因为我笨头笨脑。

理查德在遗嘱里指定威妮弗蕾德为艾梅的监护人，还指定她为艾梅一笔不小的信托基金的唯一委托人。因此，这一点也对她有利。

至于那本书，劳拉一个字也没写过。不过，你明白这点想必有一些日子了。在我那些漫长的孤独的夜晚，当我等候亚历克斯回来，以及后来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自己把书写成了。我并没认为我是在写作——只是写下来而已。我写下我所记得的，以及我所想象的，那同样也是真相。我认为自己是在记录。仿佛一只脱离了躯体的手，在墙上涂写。

我想要个纪念物。写书就是这样开始的。为了亚历克斯，同时也为了我自己。

从我写书到用劳拉署名并不是个大跨越。你也许断定，激发我这么做的是怯懦，或胆小怕事——我从来就不喜欢聚光灯。或者仅仅是出于谨慎：署我自己的名字将会让我永远失去艾梅；迄今为止，我始终见不着她。不过，再一想，这只是在实现公平，因为我不能说劳拉一个字也没写。从表面上看，这么说并不错，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劳拉所谓的精神意义——你可以说她是我的合作者。真正的作者并不是我们俩中的任何一个：拳头大于手指的总和。

我还记得劳拉十岁或十一岁时坐在阿维隆庄园祖父的书桌前的情景。她面前放着一张纸，正忙着安排天堂里的座位。“耶稣坐在上帝的右手，”她说，“那么谁坐在上帝的左手呢？”

“也许上帝并没有左手，”我逗她道，“左手应该是邪恶的，所以他也许没有。也许他的左手在战争中被砍掉了。”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模样捏成的，”劳拉说，“我们有左手，因此上帝一定也有。”她一面查看她的图表，一面咬着铅笔头。“我明白了！”她说道，“桌子一定是圆的！所以，人人都坐在别人的右手，一直这么转过来。”

“反过来也一样。”我说。

劳拉是我的左手，我也是她的左手。我们一起写出了这本书。这是一本左手写成的书。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从哪一面去看，我们俩中有一个总是看不到的。

当我开始记述劳拉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也不知道完成后期望谁去读。但现在我都清楚了。我是在为你而写，亲爱的萨布里娜，因为你是现在需要它的人——唯一的一个人。

既然劳拉不再是你心目中原来的那个形象，那么你自己也不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形象了。这可能是个打击，但也可能是个解脱。比如，你同威妮弗蕾德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同理查德也没有亲属关系。在你身上根本没有一星半点格里芬家族的影子：在这一点上，你的手是干净的。你真正的祖父是亚历克斯·托马斯；至于他的父亲是谁，噢，谁都有可能。富人、穷人、乞丐、圣人、几十种国籍、十几幅作废的地图、上百个夷为平地的村庄——你自己去挑。你从他那里获得的遗产是一个无限遐想的王国。你可以随意重新创造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