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2/4页）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托马斯·曼多次出国旅行，先后到过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布达佩斯、布拉格、马德里、伦敦、哥本哈根、佛罗伦萨、雅典、君士坦丁堡、开罗、巴黎及华沙等地。这使他大大丰富了知识，扩展了视野，并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题材。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就是在一九二六年酝酿成熟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国际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欧洲大陆阴云密布，法西斯主义蠢蠢欲动。这时，托马斯·曼已是一个觉醒了的民主主义者和激进的人道主义者了。一九三○年，他在柏林作题为《告德国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能抗拒法西斯野蛮暴行的唯一力量是社会民主主义，并号召德国市民阶层站在它的一边。同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

还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七年，托马斯·曼就开始写作一组以《圣经》中约瑟的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即《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四部曲。前两部《雅各的故事》和《年轻的约瑟》在作家移居国外之前即已完成，而后两部《约瑟在埃及》及《赡养者约瑟》则是在希特勒政变后写毕的。

在从事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之前，托马斯·曼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参考了许多科学专著，并努力追溯《圣经》传说中的历史根源。在对神话传说进行艺术处理时，他不仅依靠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许多作品，还借助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小说的某些内容表面上是讽刺埃及人民的民族自大狂，实际上却是针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在这“四部曲”里，托马斯·曼力求从神话中找到人道主义因素，以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正如托马斯·曼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我在内心准备把类似约瑟传说的材料当作与我的创作兴趣相吻合的东西来接受，是由于当时我的趣味发生了变化，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厌弃和对神话的爱好。”许多评论家认为它与《魔山》一样，也是一部发人深省的“教育小说”。

在托马斯·曼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民主、自由的象征，因而于一九三八年迁居美国。不久他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先后发表各种演说。一九三九年，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问世。

《绿蒂在魏玛》的写作技巧颇为新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艺术结构。小说没有多大情节，只是着重描写歌德与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女友夏绿蒂于一八一六年重逢时的各种场景。在第七章中，作者对歌德的心理状态刻画入微，巧妙地再现了这位大诗人生活的年代及其复杂矛盾的性格。显然，作者想借歌德来确立并发挥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矛头也是针对当时横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

早于一九○一年，托马斯·曼就想写一部“浮士德”式的大型作品。一九四三年五月，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该书于一九四七年出版。它的主题与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等一样，是一部描写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悲剧而告终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德国走向法西斯、走向战争与毁灭的“时代小说”。小说中，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尔金不满现实，在音乐上试图有所创新。他同魔鬼订约后，写出了许多反传统的新颖作品，但由于莱弗尔金的人性尚未泯灭，受到魔鬼的惩罚，最后他认识到艺术不能单纯追求形式的完美，主要应有益于人类。可惜他觉悟得太晚，灵魂已为魔鬼所占有，终于变成痴呆。据作者在一九四八年发表的日记透露，莱弗尔金的思想、气质和经历，与尼采的情况十分相似，《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无异是尼采的化身，而音乐家与魔鬼的谈话，则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这部小说的写作技巧也与托马斯·曼的传统写法不同，具有现代派小说的许多特点。

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间，作家往来于欧洲大陆及美国。一九四九年，为纪念歌德诞生二百周年，作家回德国，在法兰克福和魏玛两地发表演说，两地都给他颁发了歌德奖金。由于他对日益猖獗的麦卡锡主义十分不满，而美国报刊又猛烈攻击他同情共产主义，他于一九五二年忿然离开美国，移居瑞士苏黎世附近。

托马斯·曼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此书的个别章节曾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七年发表过，第一卷在一九五四年问世。作者以回忆录的方式描写了克鲁尔招摇撞骗的一生，文笔犀利、幽默，语多讽刺。从题材上看，这部小说与托马斯·曼的早期作品也有一定联系，即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与艺术家的问题。小说的某些章节写得十分精彩，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