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第2/13页）

弗恩的演唱风格尽管令人羡慕，在诸伯利却被认为和炫耀差不了多少，有时孩子们会在街上学她尖声或颤声唱歌。母亲认为这是迫害。她从一点儿迹象上就能构想出这种情况：搜出开陆军剩余物资商店的犹太人夫妇，或洗衣店里矮小的不爱讲话的中国人。她带着令人不知所措的同情以及大声、缓慢而友好的姿态。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她。弗恩没有受到迫害，我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的老姑妈们，父亲的姑妈们，会奇怪地提到她的名字，似乎她的名字里面有个核，她们要吮吸然后吐出来。内奥米的确告诉过我，“弗恩生过一个孩子。”

“她从来没有。”我无意识地反驳道。

“她生过。她十九岁时生的。所以她被赶出了音乐学校。”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妈说的。”

内奥米的妈妈到处都有密探给她提供情报，生育的情况，临死的伴侣。在她的护士工作中，从一家到另一家，她像水下真空管一样吸取着别人得不到的新闻。我觉得我要和内奥米争辩，因为弗恩是我们家的房客，内奥米总是说我们家里人的坏话。（“你妈妈是无神论者。”她带着恶意说。我会说：“不，她不是，她是不可知论者。”在我有理有据地解释的过程中，内奥米只会反复地说：“半斤八两，有何区别。”）我不能报复，因为过分敏感或怯懦，尽管内奥米自己的爸爸属于某种奇怪的不名誉的宗教派系，不戴假牙，在城里到处乱转，散布着预言。

弗恩在旁边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报纸杂志上的婴儿照片，说：“哇，是不是很可爱啊？”然后仔细观察她，看是否有瞬间自责的表情和母性的渴望，好像某一天她真的会被说服，痛哭流涕，挥动双臂，在滑石粉或粗滤肉类广告边捶胸顿足。

而且，内奥米说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什么都干了，就像他们已经结了婚似的。

起初是张伯伦先生介绍弗恩来我们家住的。我们从他母亲那儿租的房子。她现在失明了，卧病在床，已经在瓦瓦那什郡医院住了两年多了。弗恩的母亲也在那里；事实上，就是在那里，他们在探视时认识了对方。那时她在蓝河邮电局工作。张伯伦先生在诸伯利无线电台工作，住在同一座大楼的小公寓里，不想费事找房子。母亲把他当作“弗恩的朋友”提到他，用一种澄清的语调，仿佛强调“朋友”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更多的含意。

“他们喜欢待在一起，”她说，“他们不在乎闲话。”

闲话意味着绯闻，意味着粗俗行为，意味着性。

我想从母亲那里试探出内奥米所说的情况。

“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也该结婚了。”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没人对我说过这话。是内奥米说的，对吧？”

内奥米在我们家不太受欢迎，我在她家也是。我们都有携带着玷污的遗传的嫌疑—我这边是无神论；内奥米家是婚前性行为。

“这个城市坏思想到处蔓延，从来不让人安静。”

“如果弗恩·道夫提不是个好女人，”母亲富有逻辑地下结论说，“你认为我会让她住在我们家吗？”

今年是我们高中的第一年，内奥米和我几乎每天都会谈到性，腔调一致，这样就从来不致越过某个尺度。这是一种下流、轻蔑、狂热而好奇的腔调。一年前我们曾想象自己是情感的牺牲品；现在我们成了旁观者，至多是冷漠愉快的实验者。我们有一本书，是内奥米在她妈妈放了樟脑球的嫁妆箱的毯子下面发现的。

最初的接触要小心，我们大声读出，尤其是如果男性性器官比较大。凡士林是有效的润滑剂。

“我更喜欢黄油。更有味儿。”

怀孕后期可以经常用大腿间性交。

“你的意思是人们那时候也还要做？”

有时如果女方太胖，可以用后位。

“弗恩，”内奥米说，“他就是这样和弗恩做的。她相当胖。”

“哦！这本书让我恶心。”

我们读到，男性性器官勃起可以达到十四英寸长。内奥米吐出口香糖，用手撮着，越拉越长，然后提着一端在空中晃动。

“张伯伦先生，破纪录的人！”

那之后每次她来我家，如果张伯伦先生也在的话，如果我们碰巧又在嚼口香糖时，我们中的一个或我们两个，就把它拿出来，这样撮长，然后无知地晃动，直到大人注意到，直到张伯伦先生说“你们找到玩的了”。母亲会说：“停，很脏的。”（她是指口香糖。）我们观察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看有没有激情、荒唐、渴望的表情，或手放在裙子上这样的迹象。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实际上，我对他们的维护超过了我的希望。因为我和内奥米一样喜欢想象他们咕哝下流话，在叮当响的床上翻滚（在客舱里，内奥米说，每次他们去杜伯敦看湖景的时候）。在我想来，厌恶并不排除娱乐，它们事实上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