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第8/23页）

“生物战争—重新引进腹股沟淋巴结鼠疫—他们在制造没有解药的疾病，储藏起来。神经性毒气—通过半弱智药物控制全部人类—”

他确信会有另一场战争，我们都会被消灭。在他那博学男孩的眼镜后面，显示出一副心甘情愿而又执拗的样子，他期待着巨大奇异的灾难。很快，我以惯常的恐惧、踌躇的女性理智做出了答复，这激发他走向了极端，把一切描述得更加恐怖，挑战我的理智。这轻而易举。他接触到了真实的世界，他知道原子是怎么分裂的。我接触的唯一世界是我用书籍创造的，只对我来说是独特的、滋养的。但是我坚持着；我感到厌倦和气愤，我说好吧，假设这是真的，你为什么早上还要起来去上学？如果都是真的，你为什么还打算做伟大的科学家？

“如果世界完结了，如果没有希望了，为什么你还要什么都做？”

“我还有时间获诺贝尔奖。”他玩世不恭地说，想逗我开心。

“十年以后？”

“就二十年吧。大多数伟大的突破都是男人三十五岁以前做出的。”

说过这类话之后他总会喃喃低语：“你知道我在开玩笑。”他是说诺贝尔奖，不是战争。我们逃脱不了诸伯利的信条—吹嘘或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会招致超自然的危险。但是真正把我们拉近和绑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希望，我们对彼此既否认又承认，既讥笑又尊重。

星期天下午，我们喜欢长途散步，从我家后面开始，沿着铁路线走。我们会走到瓦瓦那什河湾栈桥，然后返回。我们谈论安乐死、遗传控制群体、是否有灵魂、宇宙是否最终是可知的。我们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看法。开始我们在秋天散步，接着是冬天。在暴风雪中，低着头争辩，手插在口袋里，细腻刺骨的雪打在我们脸上。争辩累了，我们会把手拿出来，伸开双臂保持平衡，试图在铁轨上走。杰里的腿又长又瘦，小脑袋，鬈发，圆而明亮的眼睛。他戴方格呢帽、羊毛边耳罩，我记得他从六年级就一直戴着。

我记得我过去像别人一样嘲笑他。我有时仍然羞于被内奥米之类的人看见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现在认为，在他循规蹈矩接受在诸伯利的角色的方式中，有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一种奇异而无情的优雅。他的必要的、令人满足的荒诞，带着宿命甚至勇敢的色彩，是我永远无法达到的。这就是他出现在舞会上带着的精神，僵直地带我舞过变化莫测的数英里的地板，在每年必须参加的棒球赛上，他无用地对着球晃来晃去，和军校学生一起行军。他不想假装成普通男生，但却做着普通男生做的事情，知道他的表现永远不会被接受，人们总是会嘲笑他。他不愿意变成别的样子，他表里如一。而我，我的自然边界要更为模糊，尽可能地吸收保护色。我开始明白也许像杰里这样生活会悠闲自得。

他违背我的意愿，到我家来吃晚饭。我憎恨带他见母亲，担心她会兴奋，试图过分表现自己，因为他有聪明的名声。她的确是这样，她试图让他解释相对论—点头，鼓励，用会意的伶俐的叫声欣然接受。他的解释不合逻辑。我挑剔饭菜，有同伴时我经常这样；肉似乎做得过火了，马铃薯有点儿硬，罐装豆太凉了。父亲和欧文从弗莱兹路过来，因为那天是星期日。欧文现在全部时间都住在弗莱兹路，养成了粗俗的习惯。杰里谈话时，欧文大声地咀嚼，直视父亲，简单，无知，带着男子汉的轻蔑。父亲不回应这些表情，很少说话，也许被母亲的热情弄得有些难为情，也许他觉得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已足够热情了。我生每一个人的气。我知道他对欧文和父亲也同样生气—虽然他不会表现出来，那是他知道的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杰里是个怪胎，游离于男人的世界之外；他知道什么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太笨了，看不出他的力量。对于他来说，我的家人是大众的一部分，甚至不值得对他们解释；他没有认识到他们也具有力量。大家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人们以为问几个问题就能明白什么，不去了解基本原理，这真让我觉得好笑。”

“那就笑吧，”我酸溜溜地说，“我希望你开心。”

但是母亲对他很有好感，从那以后总是盼着他来，问他对实验室创造的生命或机器代替人类的看法。我可以理解她一通兴奋的问题让他有多么困惑和沮丧。这不就是我的感觉吗？当他自己从我的一堆书顶上拿起《天使，望故乡》—我准备拿回图书馆的—打开，用单调迷惑的音调读着：“一块石头，一片叶子，一扇门—啊，迷失，在忧郁的风中，幽灵—”我抢过书来，好像它有危险一样。“那是什么意思？”他理智地说，“在我听来很无聊。给我解释解释。我想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