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第9/23页）

“他特别害羞，”母亲说，“他是优秀的男生，不过他应该学习更好地表达自己。”

在他家吃饭要轻松一些。他妈妈是寡妇，死去的爸爸是老师。他是独子。她在高中做秘书，我早就认识她。他们住在对角街一间拼连住宅里。擦碗巾折叠烫好，像高档的亚麻手绢，放在柠檬香的抽屉里。甜品我们吃三色模子果冻布丁，像在清真寺里，有很多罐装水果。晚饭后杰里去前屋钻研每星期邮寄来的象棋问题（这是我所指的他让人印象深刻的循规蹈矩的一个例子），他关了玻璃门，这样我们的谈话就不会干扰他。我擦干了盘子。杰里的妈妈和我谈论他的智力。她说话的样子仿佛那是某种稀有物体—一个考古发现，也许，非常有价值，非常恐怖，她一直包裹起来保存在抽屉里的东西。

“你也很聪明，”她确定地说（学校里所有档案记录她都知道，事实上是由她保管的），“不过你了解杰里的智商，是百里挑一的。想想这不是很奇妙吗？我是他妈妈，多么大的责任呀！”

我同意。

“他会在大学待很多年。要拿博士学位。然后还要继续，博士后，我不知道一共要多少年呢。”

听到她严肃的声调，我以为她可能要谈到费用了。

“那么你们一定不能有麻烦，你知道，”她实际地说，“杰里不能结婚。我不允许。我看到有的年轻人因为女孩子怀孕被迫牺牲前途。我觉得这不对。你和我在学校都见过，你知道我是指谁。强制婚姻。这是诸伯利的风格。我不赞成。我从来都不赞成。我不同意这是男孩子的责任，他不应该牺牲事业。你说呢？”

“不应该。”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你非常聪明。你有子宫帽吗？”她说得很快。

“没有。”我麻木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上呢？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的女孩子。贞操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管它了。我没说我同意或不同意，但是时光无法倒流，是吧？你母亲应该带你去上。如果我有女儿，我会这么做的。”

她比我矮得多，是个丰满伶俐的小女人。她的头发蓬松，呈黄郁金香色，发根灰白。她总是戴着耳环、胸针、项链，颜色鲜亮，协调，有创意。她还抽烟，也允许杰里在家里抽烟；事实上他们总是像老朋友和夫妻那样争吵哪根烟是谁的。我原来就预料到她的思想会很新潮，虽然知识上不像我母亲那么新—谁是呢？—但对一般事物上要新潮得多。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低头看她灰白色的发根，想着她说的要母亲带我去上子宫帽的事，我想到母亲，她公开游说提倡控制人口，但是从来没有想到需要和我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她确信女性—有知识的女性—不会屈从于性，除非需要。我更喜欢那样。这种方式比杰里妈妈荒谬的接受性和不得体的实用性更适合于一个母亲。我认为一个母亲提到女生和自己儿子的亲密行为是很唐突冒犯的。想到和杰里·斯多利亲近本身就令人讨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偶尔发生。

为什么不喜欢？真是奇怪的事。谈话结束后，我们心情沉重。我们的手潮湿地握在一起，毫无疑问，我们都在想，要握多久才算是符合体面和礼节。我们的身体贴在一起，并非不愿意，但也没有什么愉快的感觉，像两袋潮湿的沙子。我们的嘴张开，对着彼此，就像我们读过和听说过的那样，但是我们的嘴唇冰冷，舌头粗糙，像两块不协调的肉。每当杰里把注意力转向我—这种特别的注意—我就会被激怒，却不明白为什么。但我最后还是抱怨地屈从了。我们互为通向对方所发现之事的唯一途径。

好奇可以让这种情况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他妈妈的前屋—她出去参加东方之星的会议—杰里叫我脱掉衣服。

“为什么要我脱衣服？”

“难道不是很有教育意义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真的裸体女人。”

这个主意并不是没有吸引力。“裸体女人”这个词让我隐隐地感到满足，好像成了财富的施与者。另外，我认为我的身体比我的脸要好看，我不穿衣服比穿了好看；我常想对什么人炫耀它。我曾经希望—更准确地说，我对某种可能性充满好奇—如果有了更进一步的亲密，我对杰里的感觉可能会改变，我可能会接受他。难道我不了解欲望吗？我处在陈腐的婚姻般的状况里，试图把没有动力的折磨引向可资利用的身体。

我不会在前屋脱。争辩拖延了一阵，他说我们可以上楼，到他的房间去。走上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热望的刺痛，仿佛我们还是七八岁，要去什么地方拉下我们的裤子。放下他屋子的窗帘时，杰里把桌子上的台灯碰掉了，我几乎转身跑下楼去。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什么比笨拙的动作更能让一切恢复原状，除非你们碰巧是坠入了爱河。不过，我决定保持幽默。我帮他捡起台灯，把灯罩摆好，也不憎恨他，甚至打开灯看有没有摔坏。然后我转身，脱掉了所有的衣服—他没有动也没有摸我，我很开心—躺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