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二（第7/11页）

父亲因为外出办事或接待来客，即使同住在樱木町的别墅，也常常三四天跟我碰不到一面。但我就是天生害怕父亲，在他跟前总觉得局促难安，便萌生了离开这里、自己租房子生活的念头。可我却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就在这时，我从别墅的看门大爷那里听说，父亲好像要卖掉这所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马上就要到了，可他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好像并没有参加选举的打算。况且，他还在老家建了一座养老送终的房子，看样子是对东京没有丝毫的留恋。我不过是高等学校的一介学生，父亲肯定也觉得特意为了我而留下这所宅子和仆人有些浪费。总之，别墅很快就脱手给了别人，我也搬到了本乡森川町，住进一个叫游仙馆的古旧公寓的阴森森的小屋。很快，我的钱就用光了。

以前，我每月都会从父亲那里领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虽说两三天就花没了，可家里总不差香烟、酒、奶酪和水果等东西。书、学习用具或衣服等物品，亦可随时在附近的店里赊购。请堀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也无所谓，反正只要去父亲常常捧场的镇上的店铺，哪怕不哼不哈地出门也没人管。

一切突然变了，我一个人搬到公寓过起了单身生活，还必须用每个月的零花钱应付一切开支，这让我顿时慌了手脚。零花钱照例还是两三天就没了。我吓坏了，张皇失措得六神无主，于是给父亲、兄长和大姐分别连续发了数封电报和信要钱（我在信上写的事情，全都是插科打诨的虚构。我以为求人的时候，先取悦对方才是上策），还在堀木的教唆下三天两头光顾当铺。但好景不长，钱还是不够花。

我根本就没有独自在人生地不熟的公寓“生活”的能力。我害怕一个人待在公寓的小屋里，总觉得马上会被别人偷袭，便飞也似的奔到街上，或是协助地下运动，或是跟堀木一起喝些廉价的酒。反正学业和画画是几乎荒废了。考入高等学校的第二年的十一月，我跟一位比自己年长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从此，我的境遇便一落千丈。

以前，学校我不去上，课程我也不好好学，但奇怪的是我就是对考试的答案游刃有余，所以一直将老家的亲戚们骗得团团转。但现在情况有变，学校以出席天数不足为由，秘密地给我父亲发了一份报告。长兄作为父亲的代表，给我寄来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长信。但我的直接痛苦还不止于此，一是没钱，二是随着地下运动的差事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忙，不能像以前那样胡闹了。那时，我当上了中央地区还是某地区，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的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的行动队队长。听闻他们要发动武装起义，我去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把小刀很不结实，恐怕连铅笔都削不了），放进雨衣的口袋里，带着它来回奔波，进行所谓的“联络”。我多想喝得酩酊大醉后睡个香甜的觉啊，可是没钱。而且P（这是隐语，暗指党。不过也许是我记错了）接连不断地找我办事，连喘息的功夫都不得闲。我孱弱的身体眼看着就撑不下去了。本来嘛，我是对它的非法性这一点感兴趣，才协助这个组织的，没想到弄假成真，把自己累个半死。我越发觉得讨厌，真想暗地里跟P的成员说，你们肯定是弄错了，为什么不让你们的直系成员办这些事呢？我终于逃跑了。跑是跑了，但也高兴不起来，我决定去死。

那时，有三个对我抱有特别好感的女人。一个人是自己居住的公寓的老板的女儿。每当我替地下组织办完事，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趴倒在床上，那姑娘总会拿着便签和钢笔来到我的房间。

“对不起，弟弟妹妹在楼下太吵了，我没法安心写信。”说完，她就俯身就着我的桌子写了起来，常常一个多小时也不搁笔。

我也是，本来只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地睡自己的觉就好，可看那姑娘一副期待我跟她说点什么的表情，便又发挥自己被动的奉献精神，打起十万分精神趴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跟她搭话：

“有个男人，据说用女人给他写的情书烧开水洗澡。”其实，我全身累得疲惫不堪，一句话都不想说。

“啊，真是的。说的是你吧？”

“我倒是喝过用情书煮的牛奶。”

“不胜荣幸，那你就喝啊。”

我心想，这女人怎么还不回去啊。我早就看穿她是在给我写信了。

“快给我看看。”其实我哪怕死了也不想看。

“啊呀呀，不行。啊呀呀，不行。”那姑娘分明很高兴。

看到她这副心口不一的嘴脸，我顿时兴致全无，便想打发她干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