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二（第8/11页）

“不好意思，能到电车大道的药房帮我买些卡耳莫亲[2]来吗？我太累了，满脸发烫，怎么也睡不着。真是不好意思。钱呢……”

“没关系，不用提钱。”说着，她兴高采烈地站起身来。

吩咐差事，绝不会让女人沮丧，她们反倒喜欢被男人委以重任。我深谙这一点。

另一个是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生，跟我是所谓的“同志”。我跟她因为地下组织的工作，几乎每天都得碰面。开完碰头会，这个女人总会跟在我屁股后，不停地给我买东西。

“你就权当我是你亲姐姐。”

我被她这句装腔作势的话吓得浑身哆嗦，可还是说道：“我心里早就这么想了。”同时送上饱含忧愁的微笑。

反正，惹恼了她可就完了，必须小心伺候着。因此，我把自己终于献给了这位丑陋而讨厌的女人，让她给我买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些东西着实品位低俗，我大多一转手就送给烧鸡店的大叔了），满脸堆笑地给她讲笑话，逗她开心。一个夏日的夜晚，见她死活跟着我，我便在街上的黑暗角落里吻了她，本来是想让她快点离开，没想到她竟然发疯一般地兴奋，招呼了一辆小轿车，把我拉到他们为了搞地下运动秘密租借的一幢大楼的办公室里，在那个狭小的西式房间里把我折磨到第二天早上。我私下苦笑着称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姐。

不管是公寓老板的女儿，还是这位同志，我都跟她们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因此慢慢地生出不安，拼命地讨她们两人的欢心。这与我对待以往的各色女人一样，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最终，我被她们的金钱束缚了自由。

那时，银座的一家酒馆的女服务员给过我莫大的帮助，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但我总怕辜负了人家的恩情，常常感到不安和莫名的恐惧，害怕得动弹不得。那时，我已经敢不在堀木的带领下独自乘电车、独自去歌舞伎座了。我还常穿着碎白点花纹的和服去酒馆，装成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可心里还是怀疑并恐惧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极度烦恼。表面上，我倒是学会跟别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两句了——不，不对，要是没有假装败北的苦涩微笑的陪伴，我还是不会说话——总之，我反正会说两句了，哪怕是口齿不清的自言自语。恐怕还要感谢到处给地下组织办事的经历让我学会了这种“伎俩”吧？我待在哪里都觉得紧张，但总觉得一旦能混进酒馆，挤在无数的醉客和男女服务员中间，自己那被人追赶的心情就会趋于平静。我拿了十块钱，一个人走进银座的酒馆，一边笑着交给女侍，一边说：“我只有十块钱，你看着办吧。”

“不用担心。”

好像有点关西口音。奇怪的是，这淡淡的一句话，马上让我震颤不已的内心沉静下来。并不是因为我无须担心钱够不够，而是不用担心我在她的旁边。

我喝了酒。大概是我不畏惧她的关系吧，我反而没有逗她一笑的心情，将自己天生沉默不语的忧郁本性在她面前袒露无余。我摇了摇头。

“光喝酒？那我也喝点。”

秋日，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我照着常子（我的记忆淡薄了，也许不叫这个名字。毕竟，我连跟我一起殉情的那个女人的名字都忘了）吩咐的那样，在银座后面的一个小寿司摊，一边吃着一点都不好吃的寿司，一边等着她（我就算忘了她的名字，也会清晰地记得当时吃的寿司的味道。摊主是个光头大叔，脸长得跟青蛇一般，他一边摇头，一边故弄玄虚地捏着寿司，好像很熟练似的。至今，我都能在眼前鲜明地浮现出这幅场景。后来，我常在电车上遇到这种长相的人，觉得面熟，马上就会想起那个寿司大叔，苦笑一番。现在，她的名字和长相都逐渐离我远去，唯有寿司大叔的面容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我甚至能记忆犹新地随手为他作一幅画。看来，那个小摊的寿司实在是太难吃了，才让我体味了难以忘怀的寒冷与苦痛。本来，即便被别人带去据说能吃到美味寿司的店里，我也从不觉得有什么好吃。太大了，他们根本捏不出拇指大小的寿司，我一向这么认为）。

她租住在本所一位木匠家的二楼。就在那间二楼的小屋里，我丝毫没有隐藏自己平日的忧郁心境，好像牙疼似的一边用一只手捂着脸颊，一边喝茶。没想到，她居然喜欢我这副模样。那个女子给人一种完全孤立的感觉，仿佛她周身吹着凛冽的秋风，唯有落叶狂舞不止。

我们睡在一起，她告诉我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还说自己有丈夫，在广岛给人铺地板。去年春天，他们一起离开故乡，逃到东京，但丈夫不好好在东京找正经工作，最终因欺诈罪被判入狱。“刚开始，我还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些东西，但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再也不去了。”她娓娓道来。不知为何，我历来对女人的生活经历丝毫不感兴趣，也许跟女人不高明的叙述方式有关，抑或是她们不知内容的重点所在。反正，我一直当做耳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