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 格 纳（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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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弗里德》最初的创作动机是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有关联的。瓦格纳像做别的事情一样，也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著名的瓦格纳传记作家胡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同昂利·李希腾贝尔格（Henri Lichtenberger）一道，十分成功地揭示了瓦格纳复杂的精神世界（当然他也带着一定的偏见），费尽心机证明了瓦格纳一贯是位爱国者和一位德国君主制度的拥护者。我认为他后来可能的确如此，但这并非他个人发展的最终结局。他的行动才是最好的自我说明。1848年6月14日，瓦格纳在致“全国民主联盟”的一篇著名演说中猛烈抨击了（德国的）社会结构本身，并呼吁废除货币及铲除贵族统治的残余。他在1849年所著《未来之艺术品》一书中指出，超越了“地区性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以外，“跨越国家的世界主义”已露端倪。上述一切瓦格纳不仅只是嘴上说说，而且身体力行，为理想不惜牺牲性命。张伯伦自己就引用过一位目击者的话；后者亲眼见到瓦格纳在1849年5月向围困德累斯顿的部队散发过革命传单。他居然没被拘捕或给枪毙，堪称奇迹。我们都知道，德累斯顿被占领之后，当局颁发了抓他的逮捕令，他只好逃往瑞士，护照上用的是假名。如果说瓦格纳后来确实说过，他当时是“一时感情冲动犯了错误”，这也对那段历史无碍。犯错误和感情用事是人生的组成部分，不能借口他在二三十年后对当时作为表示后悔就在他的传记里忽略它们；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些热情和冲动导致过他的行动，激发过他的想像。正是1848年的这场革命，给了瓦格纳创作《齐格弗里德》的直接灵感。

瓦格纳在1848年时还没有在考虑写一部四联乐剧，而只是在打算创作一部叫《齐格弗里德之死》的三幕英雄歌剧；其中，黄金的致命威力将被体现在尼伯龙根的财富中，而齐格弗里德将代表“一名社会主义的拯救者下凡人间，来废除资本的统治”。随着剧情在脑子里酝酿成熟，瓦格纳也接近了他剧中主人公一生的高潮。他梦见了他的童年，梦见了他征服了尼伯龙根的宝藏，梦见了布伦希尔德的觉醒；于是在1851年，他写下了《青年齐格弗里德》这部诗歌。齐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代表未来的人类，代表世上摆脱了金钱的奴役后理应实现的新纪元。随后，瓦格纳回过头来，去对（尼伯龙根）传说本身进行追根寻源。于是，沃坦出现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是个像你像我这样的俗人——同齐格弗里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本应如此也必将如此的人。瓦格纳在致罗耶克尔（Roeckel）的信中谈到这个题材时说：“请你盯住沃坦这个人！他毫无疑问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是当今时代精神的总结。而齐格弗里德则是我们等待和期盼的那种理想之人，是我们无法造就、而要靠我们的消亡来自造的那种未来的人；我想像中的最完美之人。”最后，瓦格纳酝酿了“众神的黄昏”、“瓦尔哈拉殿堂〔1〕的倒塌”——比喻我们现行社会制度的崩溃——和人类新纪元的诞生。瓦格纳还在1851年致信乌利希（Uhlig）说，这整部歌剧将在这次大革命之后上演。

公众可能会十分吃惊地获悉，他们所欢呼喝彩的《齐格弗里德》是一部革命歌剧，是瓦格纳直接用来反对可恨的资本主义的武器，其垮台本应该是瓦格纳乐意看到的结局。他从不怀疑，他在所有这些洋溢着欢乐的乐章里，表现的却是悲伤。

在巴黎暂留后，瓦格纳来到苏黎世。他感到这里的“艺术界令他很不信任；他被迫三缄其口，小心翼翼的局面使他太不适应”，致使他患上神经病，差点死去。他重新捡起中途辍笔的《青年齐格弗里德》，创作它给他带来巨大的安慰。

但是我对自己整天只能搞音乐很不满意。我知道我正在靠一个幻想活着，而这一事实是我惟一值得拥有的东西。我的身体不好，神经越来越衰弱。我完全生活在想像之中，没有足够的活动。这种日子，使我厌倦透顶，但我只能经常打断工作，并做长时间的休息；不然我就会付出长久痛苦的代价……我感到非常孤独。时有死的念头。

我只有工作时才忘掉烦恼，只要一休息，这些烦恼就卷土重来，袭挠我的心头，使我痛苦不堪。艺术家的生活真是壮丽多彩！瞧瞧它吧！但我多想离开它一个星期，过过实实在在的生活啊。

我无法理解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怎么能想到献身艺术。假如我们过得很快乐，我们就不会需要艺术了。只有当现实再也拿不出什么来供给我们时，我们才借助于艺术手段呼喊出我们的需要。只要把青春和健康还给我，让我返回自然，让我有个真心爱我的妻子和美丽的孩子们，我就会马上扔掉我所有的艺术。我说过了——把我久违了的还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