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德彪西：《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第3/3页）

说到德彪西的和声语言，他的独到之处并不像他的某些傻瓜崇拜者所说的那样在于发明新和弦，而是在于他利用现有和弦的手法新颖。一个人并非因为使用了未分解七度音程和九度音程，连续大调三度音程和九度音程，以及基于全音阶的和声模进就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但能让它们言之有物的人必定是艺术家。德彪西的伟大，并非在于他风格独特，——在他之前的有些伟大作曲家如肖邦、李斯特、夏布里埃尔和理查·施特劳斯都有类似他的风格——而在于他运用这种独特表达了自己的个性，还在于他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人称“九度音程的沃土”）具有其他音乐戏剧所没有的诗意氛围。

最后，该剧的管弦乐配器有意弄得节制、轻巧和散漫。这是因为，德彪西很藐视瓦格纳使我们听惯了那种音响狂欢；他的音乐清醒适度，精致典雅，宛如十七世纪下半叶的一首古典乐曲。“绝无多余”是这位艺术家的座右铭。他不仅不把各音色合并起来造成大规模集团效果，反而如同早先一样，恢复它们，让它们发挥各自独立的个性，并且在不改变它们独特本性的前提下，精心地把它们混成一体。他就象当今的印像派画家那样，用原色绘画，但又保持细腻的适中和调和，摒弃一切粗糙刺眼的成分，仿佛它们很不体面似的。

****

对于《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的成功及其推崇者赋予它在歌剧史上的地位，我已经举出足够多的理由来加以说明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德彪西本人对于自己这场音乐戏剧改革的意识还不如他的信徒们来得清楚。这场音乐改革对他来说更是出于本能上的需要；所以它才这么有生命力。它迎合了法兰西精神的一种下意识但却深刻的需要。我甚至敢说，德彪西创作的历史意义要大于它的艺术价值。他的艺术性格不是没有瑕疵，其中最严重的大概莫过于它的消极——缺乏质量和实际内容，不具备那种造就了艺术世界的英雄如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阳刚之气。他的耽于感官体验的天性既易变又精确，他的梦幻同十六世纪“七星诗社”〔2〕诗人的艺术那样清澈而精细，或像日本画家的画儿那样明快细腻鲜艳。但在他的所有天赋中，我发现了一个在任何别的音乐家身上都不那么明显（大概莫扎特除外）的特点，这就是他有鉴赏高雅趣味的天才。德彪西太高雅了，以至于为它而几乎牺牲掉了艺术的其他成份，致使他音乐中的激情、甚至其生命本身，都好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不过也不必大惊小怪，这种削弱只是表面的，他的全部创作证明了他的激情只是被蒙上了面纱。他只是通过旋律线的颤动或像在眼前移过的影子似的管弦乐配器，来向我们讲述正发生在他剧中角色心里的故事。这种清高的羞于表露情感在歌剧创作中罕见得就像拉辛的悲剧在诗歌创作中过于腼腆一样。——它们是同性质、同档次的作品，两者都是法兰西灵魂的奇葩。任何住在国外、同时对法兰西好奇并想了解她天才的人都应该像研究拉辛的《贝蕾尼丝》那样研究《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同拉辛一样，德彪西的艺术也不能完全代表法兰西的天才人物；因为这其中还有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见其踪影的另一面，即充满英雄行为，醉心于理性和欢笑并渴求光明的一面。法兰西还有拉伯雷、莫里哀、狄德罗，在音乐方面还有柏辽兹和比才；说实话，他们才是我更喜欢的法国。然而天性又令我不能忽略另一个法国！正是这两个法国之间的平衡才造就出法兰西天才。在我国现代音乐中，《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是我国艺术的一个极端，《卡门》则是另一个极端。一个袒露无遗，充满活力，毫无阴影和内蕴，另一个则遮遮掩掩，朦胧晦暗，默不作声。这种双重理想就像是法兰西岛柔和明亮的上空的天气变化，忽而洒满阳光，忽而薄雾笼罩。

注　释

〔1〕Maeter Linck，1862—1949，比利时法语诗人和剧作家，象征派戏剧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青鸟》等。译注

〔2〕十六世纪法国七位喜欢模仿古典作品的诗人组成的团体。——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