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奔马 第三十七章

第二次公审于7月19日开庭。这天虽然天气晴朗，法庭里却凉风习习。由于凉风不时掀起文件，于是庭警便半闭上了窗子。阿勋肋腹部的汗水更增加了发痒，几次三番地想去挠搔被臭虫咬过的地方，却又强忍住了这种诱惑。

开庭后不久，审判长就驳回了检察官方面在第一次公审时提出的要求一位证人到庭的申请。兴奋之余，本多在桌面的纸上轻轻滚动着红色铅笔。

这还是昭和4年出任审判官时，在无意识中养成的习惯。虽然在那之后也曾努力克服过，但4年后的今天这老习惯却又出现了。审判官若有了这习惯，会对被告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以现在的身份，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这么做了。

被驳回的证人是陆军的堀中尉，他正是关键性的证人。

本多看出了检察官脸上掠过的不满，就像疾风骤然横扫过水面一样。

无论在讯问记录或是审讯记录中，还是为了解情况而被传来的离队人员的讯问记录中，都多次出现过堀中尉的名字。只有阿勋一人没有提起过这个名字。当然，现在还不清楚堀中尉在整个计划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在搜查出的那份最后的名单里，也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所谓最后的名单，就是用线条把12位财界巨头分别与集体被告的名字连接起来的那份表格。可是，在四谷的秘室中搜出的这张表格，并没有明确地提示任何暗杀意图。

集体被告中的大多数人只承认接受过堀中尉精神上的影响，在供述中明确表示接受过指导的，仅仅只有一人。多数离队者也说，既没有见过堀中尉，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检察当局怀疑在脱离者大量离队之前还那样庞大的计划，除了被告们不相一致的供词外，竟没有发现任何与之相适应的证据。

检察官方面早已盯上的那张关键性传单，也就是伪称天皇陛下降大命于洞院宫殿下的那张传单，已在暗中被销毁掉了。检察官们注意到，气势如此恢弘的檄文与非常弱小的暗杀团实在不成比例，因而把中尉视为重要的证人，这也是很自然的。

本多觉察到，检察官方面之所以陷入这样焦灼不安的境地，很可能是佐和从中起了作用。饭沼曾这样暗示过他：

“佐和可是个好人。”饭沼说，“佐和是始终打算与阿勋生死与共的，想瞒着我让阿勋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自己也准备赴死。因此，由于我的密告而受伤害最重的，也许是佐和。

“可佐和毕竟是成年人了，因而预先想到了失败并做了周密的布置。通常，搞这类运动最可怕的就是出现离队者。所以当佐和知道出现离队人员后，便立即发挥了非常活跃的作用，对他们一个个地进行说服。

“他对他们说：假如事情败露，你们就可能作为知情者而被传讯。知情者同共犯只有毫厘之差，你们如果不想成为共犯，就要把同军方的关系压缩到只接受过精神影响的程度。否则，事态就会闹大，你们也得被卷进去，就像自己卡自己的脖子一样。

“佐和在决心参加举事的同时，又防止万一，预先周密地销毁了证据。年轻人是不会想到这一步的。”

开庭后不久，审判长就面无表情以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为由，驳回了关于把堀中尉作为证人的申请。这时本多立即察觉到：“啊，多亏了报纸上那篇《陆军当局谈话》呀！”

自“5·15事件”以来，军部对这类事件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反应达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尤其是堀中尉，在“5·15事件”中就是个被点了名的声名狼藉的军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派遣到满洲去的。倘若在这次民间的案子中他又被列为可疑的证人，那可就太糟糕了。如果他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暂且不论证词的内容如何，“5·15事件”后不久发表的《陆军当局谈话》的可靠性就会失去，进而还会损害军队本身的威信。

或许，军部正以这种心情注视着这场审判。当要求堀中尉出庭作证的申请刚一提出，军部肯定对检察官心怀不满，希望法官能够毫不留情地驳回这个要求。

总之，检察当局已经从警察的调查中得知，在麻布三联队后面那个叫作北崎的军人公寓里，学生们与中尉会面的情况。

在流露出不满神色的检察官的脸上，本多看出了烦躁和焦灼的表情，也想到了之所以焦灼不安的原因。

本多觉察到，检察官对结束预审的决定中仅仅以预谋杀人罪提起公诉而感到不满。他们想把案件搞大，可能的话，甚至还想定为预谋叛乱罪。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杜绝这类事件的祸根。然而这样一来，逻辑的推理却要被打乱。只顾一个劲地证明由大计划缩小为小计划这一过程，从而将会疏漏构成预谋杀人罪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