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第2/3页）

因此，毫不意外，我们是一个悲观的群体。但令人吃惊的是，据调查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拉美裔移民当中许多人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贫穷，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美国黑人的物质生活前景仍然落后于白人种族，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虽然真实情况中可能存在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但现实是，相较于许多其他群体，像我这样的“寒门”对未来更为悲观，虽然很多群体明显比我们更为贫困。这种现象就说明，肯定是金钱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确实如此，我们从未如此地脱离社会，而我们还将这种孤立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围绕教堂，更多地依赖情绪化的修辞，而不是那种可以帮助贫苦孩子进步的必要社会支持。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退出了体力劳动大军，还有许多人没有为了更好的机会而搬迁。我们文化中的某些特性带来了特有的男性危机，这种危机使得我们的男性形成了某些劣根性，难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

当我提及我们社区的困境时，总能听到诸如此类的解释：“J.D.，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确实恶化了，但你把本末给倒置了。他们的离婚率在增加，结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但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机会下降了。只要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相应地好转。”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这样认为，当时的我拼命想相信这种观点。它听起来很有道理。没有工作会造成很大压力，而没有足够生存的钱会更有压力。随着中西部的制造业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自己经济上的安全感，还随之失去了稳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但那些艰难的经历也可以是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教给了我一点：这种关于经济上不安全感的说法有其偏颇之处。几年之前，在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以便攒钱搬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纽黑文（New Haven）市。我家一位朋友建议我在家乡附近一家中等规模的地砖分销公司打工。地砖特别重：每一块重3～5磅不等，而一箱通常装有8～12块。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砖搬到货板上，为运走做准备。这份工作虽不轻松，但一小时能挣13美元，而我正需要用钱。所以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尽量多轮班和加班。

这家公司有差不多12名雇员，其中大多数都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许多年。有位同事同时干着两份全职工作，但并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他在地砖分销公司的这第二份工作使得他可以追寻自己开飞机的梦想。一小时13美元对我家乡的单身汉来说不算是小钱了——一间不错的公寓的月租也才500美元左右，而且地砖公司还有稳定的加薪。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在那家公司干过几年的员工一小时至少能挣16美元，也就是年收入32000美元——这比哪怕一个家庭的贫困线都高出不少。虽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对稳定的环境，但管理者发现我在仓库的这一职位很难找到长期员工。在我离开之前，仓库共有3名员工，虽然我当时只有26岁，却比其他员工年长许多。

其中有一名员工叫鲍勃（Bob，化名），他在我之前几个月刚刚到这个仓库工作。他当时19岁，有一个怀孕的女友。经理非常体贴地给了他女友一份接听电话的行政工作。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现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逃一天班，而且从不预先通知，而他则是长期迟到。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上3～4次厕所，一去就是半小时以上。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以至于我在那儿的工作结束之前，我和另一名员工发明了一种游戏：当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会定上计时器，然后每个重要的“里程碑”都会在仓库两端互相喊叫——“35分钟了！”“45分钟了！”“1小时啦！”

最终，鲍勃也被解雇了。被解雇时，他对着经理怒斥道：“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怀孕的女友吗？”而且像他这样的还不止一个，我在地砖仓库工作的短短时间里，至少还有两个人也丢掉了工作，其中还有鲍勃的表哥。

讨论机会平等时，这样的事例不可忽视。那些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担心的是中西部工业地区经济的下滑，以及白人工人经济中心被掏空。他们指的是制造业的岗位流向海外，而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更难找到中产阶级的工作。确有此理——这些事情也是我所担心的。但这本书是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问题：当工业经济向南移的时候，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本书讲的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人们是如何用最坏的方式来应对的，讲的是现在的美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