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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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他与她第一次相遇。

那时的他，54岁，应该是一个男人饱经沧桑后的年纪。然而，相反，他这些年的生活却平淡如水、单纯如纸。

他没有结过婚，却在牛津教授中古文学寓意爱情诗的课程，还写了一本书，就叫《爱的寓意》。也许，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古典伊人足以支撑他的感情世界，他想自己会一直这样单身下去，阅读、思考、写作、教学，平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他没有太多的经历，从学生到老师，栖居在学院的高墙内，一住就是30多年。这注定他的信仰之路，不是从生活经历开始，而是从理性思考开始，在不断的切问近思后，“就像长眠后自然地醒来”，他重新回归了基督信仰，并成为著名的护教大师。他有他的信仰架构，有他的书斋，有他的学术知交和密友，有他的数不清的读者与听众。也许，这就够了。

那时的她，37岁，应该是一个女子最圆满的年纪。然而，相反，她这些年的生活却残碎不堪、混沌不清。

她结过婚，却嫁了一个酗酒、有精神抑郁症，后来虽然皈依上帝，却仍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丈夫。

她有很多的经历，年轻时代，出于对信奉犹太教的父母严格宗教管制的反叛，真诚地吹鼓享乐主义以及无神论。“我认为人是猿猴的后代，道德不外是习俗，生命是电子化学的反应”；稍微年长，又出于对身边民生疾苦的敏感，真诚地接受共产主义。“我愿意做我兄弟的看守人”、“以天下之忧为己忧”；还担任党刊的评论员，写了许多人道主义关怀的诗歌。但是，那又怎样？这份信仰甚至对她自己的生活也给不了任何“关怀”，要忍受酗酒动武和感情不忠的丈夫，要拉扯两个年幼的儿子，要应付拮据的生活压力，还有一身的病，她活得愁苦、忧虑、没有盼望。“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对上天的帮助茫然无知，对人能逐渐进步失去信心……”后来，看了他的书，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她需要很多很多的光，还有爱。这一路，她走得蹒跚而辛苦。

他们相遇了，一见如故。接着是持续的通信交流——信仰上的，写作上的；但与爱情无关。

第二年，她丈夫有了新的外遇，虽然，她一直试图挽回他的心，并不愿意离异，但这一次，第三者却是她自己的表妹。她不得不离了婚，带着孩子，从美国迁往英国。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陌生的大都会，独自扶养两个孩子，不容易。他同情她，帮她找房子、介绍工作、出版小说，还给孩子们支付学费。但与爱情无关。

第四年，她在英国的签证到期，她被迫离境，留在这片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一位英国公民结婚，以取得英国公民权。他竟决定和她秘密结婚，这是名分上的婚姻。仍与爱情无关。他说：“纯粹为相助朋友，是权宜之计。”一位朋友能做的他都做了。她是或多或少爱他的。这样的男子不多。他呢？也许，爱着她，但没有意识到；也许，像他理性上自认为的，是第“四种爱”——异性间的真诚友情。

直到半年后那个晴天霹雳的恶讯。1956年10月的一晚，她不小心在家里摔倒，双脚骨折，送往医院检查，竟然发现得了癌症。还是晚期。在死亡临到时，他才意识到，她之于他，是神所赐何等珍贵的礼物！

她当时躺在病床上的一张照片：近花白的头发，臃肿的脸，干瘦的手臂。她并不是美丽的女子。现在，因着化疗变得更难看。然而，在她最难看的时候，他深深爱上了她。他写道：“多年以前，我写关于中古爱情诗的文章，形容那种奇特、几乎不真实、像宗教一般的爱情，心里糊涂地只当那纯粹是一种文学上的虚构；现在我才知道真有其事……”然而，这爱情来得太迟。或许，他意识到得太迟。

1960年4月，路易斯和乔伊造访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虽然乔伊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仍是两人终生难忘的一次旅行；之后，乔伊只活了3个月。

1957年，他们在医院“简陋而充满消毒药水气味的环境中”举行婚礼。这并不是一桩被教会、被公众，甚至被朋友们接纳的婚姻。观礼的只有他的哥哥，和看护她的修女。新娘躺在床上，新郎坐在床沿，一起宣读盟誓，向对方承诺“甘苦与共，不论顺逆，不论贫富，不论疾病、健康，相亲相爱，至死不渝”。

因着神的怜悯，也因着他的祷告，她的病情竟然逐步好转了，不但癌细胞有所抑制，而且她后来甚至行动自如了。这是个连医生也惊讶不已的大神迹。他到处作感恩见证，讲论“祷告的功效”——这也是信仰第一次从他秩序井然的逻辑世界走进他无常难测的生活世界。他唯有仰望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