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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我怎么知道。”

“你喝得酩酊大醉吗？”

“是的。”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

“他……你们有没有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男女——你知道的。”

“好像是。好像去了。”

“他也带我去过。我后悔得要死。我不了解他，我当时还没有像你喝得那么醉，我记得每一个细节。但是我真的不了解哈里。他没有碰我，他只是一直那样看着我。他不看别人，只看着我，我猜他肯定觉得看我那样子很有趣。我再也不愿意看见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人了。他又让我去，并且让你也去。”

“天啊，我快疯了。你说他对我做了什么吗？”

“不，他肯定不会。他只是喜欢盯着我们看罢了。就有这样的人。你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

“没有。”

“我也没有。哈里应该知道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相信。”

“那他为什么——哦，我要回家了。”

“别担心。你看他没有邀请过莉芭。我一直觉得莉芭不太正经，可能不止一次地和男人那样过。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只是不要告诉莉芭。如果哈里死纠烂打的话，我们就离开巴黎。要不要吃点阿司匹林或别的药？”

这件事情过去后，卡罗琳再也没有喝醉过。在剩下的旅途中，她以娴熟的舞技吸引了那些讲英语的小伙子们，他们对她颇有好感；与哈里的那件事，以及和蒙哥马利那段不怎么光彩的恋爱，透露了她欣赏的男人的风格：清爽、最好是金发、富有魅力和吸引力。

回到家后，卡罗琳在吉布斯维尔无所事事，每天下午就去桥牌俱乐部打牌，晚上去乡村俱乐部，那里男女都有；她在吉布斯维尔商学院学学速记和打字，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在纽约的这个冬天；她参加周四女子高尔夫俱乐部的联赛和会餐；为各式各样的比赛募捐；为母亲做司机——母亲还不会用引擎发动机；她混迹于各个聚会中。她一直保持在115磅以下，把头发削短，酒量大增，逐渐狂野不羁。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兰特尼格大街上最有吸引力的女孩。学校的女孩奔走于各个舞会，她却一点也不急，但照样受欢迎；上至40岁的男人下到读书的男孩子们都争着和她跳舞，甚至还有一些40岁以上的男人。她宁可坐在桌前喝姜汁威士忌，也不愿意去跳舞。她认识的女孩们也都喜欢她，但还没放心到让自己的丈夫或未婚夫和她自由来往的地步。她们由衷地相信她，却不相信自己的男人。

1926年夏初，拿她的话来说，过得有点辛苦。她常常看到朱利安·英格里斯、哈里·莱利、卡特·戴维斯和一个从斯克林顿来的叫罗斯·坎贝尔的家伙。朱利安·英格里斯是旧识了，听说他有一个十分漂亮的波兰女友，不过谁也没见过，她也从不抱怨什么，可能就因为这样，朱利安才一直和她见面。哈里·莱利慷慨而体贴，疯狂地爱着她，将所有的尊严都抛之脑后。卡特·戴维斯太容易让人看透了，她甚至预料到卡特喝完酒后，会找一个爱尔兰姑娘共度教会周日的夜晚，然后安定下来，找一个兰特尼格大街上的女孩成家。

“但那绝对不会是我，”她喃喃自语，“这真是难以想像，与一个沉醉于桥牌的男人过一生。他热爱体育，被人称为‘费城健美先生’，同时还是康奈尔足球队的队长。天啊！”而罗斯·坎贝尔确实是最好的结婚对象，年龄适中，是吉布斯维尔缺少的那种人。哈佛男人，高大、瘦削、时髦，而且非常清新，永远像刚刚换了衬衫——那件领子上有扣的白衬衫——感觉上他至少两年没穿过新衣服了。他现在生活拮据，但曾经显赫一时。他有一口结实的牙齿，他的身高及哈佛口音使他显得有些笨拙，但却造就了独特的魅力。

卡罗琳遇到他时，他刚加入了兰特尼格乡村俱乐部，成为非常驻会员。从那时起，卡罗琳发现他有点自命不凡。他说他想加入俱乐部，“我想请维特·霍夫曼帮助。如果能请他帮忙，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不认识其他人。”他当然认识其他人，但是像维特·霍夫曼这样富有、完美的年轻人，绝对是他请求帮助的不二人选。于是罗斯就这样做了。入会费50美元，年费25美元。慢慢地，她发现他有点吝啬。他常常在签单时核对数目，抽自己卷的雪茄，或许是偏爱那个口味，但总让人觉得很小气。有一次，他在俱乐部玩桥牌时赢了一把，便一边把钱塞进口袋，一边说：“这可以付我这次旅行的汽油费了。真不赖。”这种话实在不符合他这样一个男人的身份。卡罗琳开始认为他没成为煤矿区的有钱人非常合理。她喜欢他身上的某些特质——比如他的礼貌、他的举止、他参加任何聚会时挂着的令人舒心的微笑，同时对她说：“你有什么要给我吗？”他从来没有试图亲吻她，她喜欢这个简单的事实。她喜欢这样，也不想追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