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余墨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的第五章“历史和世界的亏欠者”中写道：“在公认的结构化关系中，巨大的亏欠经常刺激人们付出一切去报恩。但是要做一个负债者却不容易，愤怒也会随之而来。日本最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曾在其名著《哥儿》中生动地描述了负债者是多么容易愤怒。男主人公哥儿是一个东京男孩儿，第一次在外省的小镇上教书。他很快发现自己看不起大部分同事，自然和他们处不来。但是他对其中一个年轻老师很热情。当他们一起外出时，这个被他戏称为‘豪猪’的新朋友请他吃了一杯刨冰， 付了一分五厘，相当于零点二美分。没过多久，另一个老师告诉哥儿，豪猪在背后说他坏话。哥儿相信了这个挑拨离间者的告密，立刻想起自己曾经受恩于豪猪。

“可是，一分钱也好，五厘钱也罢，欠了这种口蜜腹剑的家伙这么一点人情，那就是到死，心里也不会舒坦了。

“第二天，哥儿把一分五厘扔在豪猪的桌子上，因为只有当他不再亏欠一杯刨冰之恩时，才能着手解决当前两人之间的问题，即豪猪在背后对他的侮辱。他们也许会打上一架，但这恩必须先被抹去，因为这两个朋友之间，已经没有恩情。

“这种对琐事的极度敏感和脆弱，在美国通常只会出现在青少年流氓团伙的犯罪记录中和神经症患者的病例里。但这就是日本人心中的美德。”

1944年，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委托，开始着手研究日本文化。两年后，她递交了研究报告，即《菊与刀》。此书对于美国如何管制战后的日本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也触发了日本人对本民族的深刻反思。

书中列举的这个“还了钱再吵架”的例子，就出自夏目漱石的小说《少爷》。由此可见该小说在反映日本国民性方面所处的地位是多么地突出。

读到此处，想必细心的读者已然心生诧异：《菊与刀》引文里的书名明明写的是《哥儿》，你又为何要译作《少爷》呢？

好的。下面就从书名开始，谈一点翻译层面的心得。

书名的原文是“坊っちゃん”，对此日文单词，《日汉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讲谈社）给出的解释是：①令郎。对别人男孩子的敬称。 ②公子哥儿。大少爷。大少爷作风的人。对不通世故的人的蔑称。

辞典上的释义自然不能代替翻译，选用译词还应立足于本书的具体语境。

书中的“坊っちゃん”自然是指主人公，他家在明治维新之前的门第是旗本，自称其谱系可上溯至清和源氏，维新之后降格为平民百姓，有点像清末民初的八旗子弟。因此，将其理解为破落小贵族应该是不错的。

其实，在本书中称呼他为“坊っちゃん”的也只有一人，即他家的老用人阿清婆。而这位阿清婆也出自没落的贵族家庭，根据其内心所秉持的旧伦理观，她顺理成章地将主人公看作了自己的小主人，并将这种旧式的愚忠发展到了偏袒和溺爱的地步。

主人公在书中的表现也透着一股“贵族气”：嫉恶如仇、勇猛无畏、敢作敢当——这是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不遵守规则、任性胡为、花钱大手大脚，等等。据此，笔者认为，比起“哥儿”来，将“坊っちゃん”译作“少爷”应该更加贴近作者的本意。

再者，“哥儿”这个词源自北方方言，适用范围很广，并不特指上层社会，类似于吴语中“官官”“大阿官”，事实上现在也几乎不用了。

如果将“哥儿”理解为“公子哥儿”，则更是会给人以纨绔子弟、油头粉面的轻佻浮浪印象，而这与主人公的形象绝对是格格不入的。

下面谈谈其他方面的关注点。

首先是时代特性。

《少爷》出版于1906年，距今恰好110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日语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便是今天的日本读者，阅读此书也是不无障碍的。好在对于夏目漱石的作品，日本学者早已做过系统性研究，正是借助了日本研究者的成果，我才能较有把握地理解了原文。

《少爷》的时代性还体现在它与时政的密切相关性。例如在讲到警察一到，打架的学生就逃之夭夭时，“少爷”心想：“好你们这些乡巴佬。要论逃跑，简直比库罗帕特金还要在行啊。”

库罗帕特金是个什么鬼了？——如今的读者有此纳闷也纯属正常。

本书出版时日俄战争刚刚打完（书中还有“祝捷大会”的场景），所以当时的日本读者读到此处，想必是会发出会心一笑的。但如果不加以注释，今天的读者（哪怕是日本读者）恐怕没几个能获得如此阅读效果的。

类似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譬如说主人公上的学校是“物理学校”，并且是不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就能上的，毕业后就去中学当数学教师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读者恐怕也是无法想象。这就有必要对“物理学校”加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