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3-

关于蒙彼利埃，我基本没有关于这个城市风光的任何记忆，就好像我从来都没去过一样，但我记得那里发生的所有一切。在宾馆外面，尼诺参加研讨会的宏伟大礼堂之外，如今，我看到的是一个刮风的秋季，天高云淡。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城市的名字——蒙彼利埃，对我依然是一种逃离的象征。我当时已经出过一次国了，我和弗朗科去过巴黎，我的大胆让自己都很振奋，但那时我感觉我的世界仅限于城区、那不勒斯，而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我只能像郊游一样浅尝辄止。外面的氛围，让我可以想象自己永远不可能过上的生活。蒙彼利埃虽然远没有巴黎那么激动人心，但它给我的感觉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变得更宽广。仅仅是身处于蒙彼利埃，就让我亲眼看到，我的城区、那不勒斯、比萨、佛罗伦萨、米兰，甚至整个意大利，都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我对这些小地方感觉不满是正常的。跨越边境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沉浸于别的文化里，会发现之前以为是定局的事情，其实是暂时的。在蒙彼利埃，我发现自己之前目光短浅，还有写作采用的语言很局限。那年我三十二岁，我明显感觉到：作为母亲和妻子，我的处境很逼仄。在蒙彼利埃，在沉迷于强烈爱情的那些天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摆脱了那些年来一直束缚着我的东西，那些东西部分源于我的出身，部分是我通过学习构建起来的束缚，还有我所选择的生活带来的羁绊，首先是我的婚姻。在那里，我明白了过去我的第一本书被翻译成外语时我感到喜悦的原因，我也明白了我的书在意大利之外没有市场的原因。相比而言，莉拉从来都没离开过那不勒斯，她甚至对圣约翰·特杜奇奥也心怀畏惧。假如在过去，我觉得这不容置疑——就像她通常做的那些选择，可以使她转败为胜，但现在我觉得，那都是她思想局限的表现。我当时的反应，就像一个被羞辱了的人，想用同样的话回敬对方：“亲爱的，看看我现在，你没看走眼吧？但我却看错你了：你情愿一辈子都待在大路边上，看着那些经过的卡车。”

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研讨会的组织者早就给尼诺在一家宾馆里定了一个单间，因为我很晚才决定陪他来，没办法换成一间拥有大床的房间，因此我们俩住在两个房间。但每天晚上我洗了澡，打扮好自己，脸红心跳地来到他的房间。我们一起睡觉，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就好像害怕在睡梦中会被什么东西分开。早上，我们让人把早餐送到床前，享受着在电影里看到的奢华生活，我们一直都在欢笑，我们在一起很幸福。白天，我陪他去召开研讨会的大厅，那些发言的人总是用一种有些厌烦的语气，念着一页又一页的稿子，但和他在一起让我很振奋，我坐在他身边，尽量不打扰他。尼诺很专心地听着那些发言，做笔记，时不时会在我耳边说一些风趣话，还有甜言蜜语。我们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异国的名字，还有各种外语在耳边此起彼伏。当然了，那些最有名望的学者会单独坐一桌，我们和一些年轻学者坐在一起。无论是在开研讨会时，还是在餐厅里，尼诺的活跃让我很吃惊，他和当学生的时期是多么不同啊！他和大约十年前，在米兰的书店里捍卫我的那个年轻男人也不一样了。他不再采用那种挑衅的语气，他很自如地跨越了学术界的等级界限，他用一种带着一丝严肃，同时又很客气的语气和别人聊天。他有时候用英语（说得极好），有时候用法语（说得不错）和别人说话，非常潇洒地展示着他对于数字和效率的热爱。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们都拉着他说话。大家都很喜欢他，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后来，在他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他忽然没那么愉快了。他变得很失礼，很难相处，我觉得他太紧张了。他说他准备的稿子很糟糕，好几次都强调，写作对于他来说，不像对我而言那么容易。他还发火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复杂的处境让他分心了吗？我觉得很愧疚，我试着拥抱他，亲吻他，让他把稿子念给我听。他对我念了那几页纸，像一个充满忧虑的小学生，他让我变得心软。我觉得，他的稿子并不比我在报告厅听的那些发言有趣，但我说了很多赞扬他的话，让他平静下来了。第二天早上，他用一种佯装的激情念了稿子，大家都为他鼓了掌。晚上，有一个美国知名学者，邀请尼诺和他坐在一起，虽然我被抛下，但我并不难过。尼诺在我跟前时，我从不和其他人说话，他不在我身边，我不得不用费劲的法语，和一对来自巴黎的男女聊天。我很快发现，他们的处境和我们差不多。两个人都觉得，家庭让人很压抑，他们都忍痛离开了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现在两人都看起来很幸福。那个男的叫奥古斯汀，大约五十多岁，脸红扑扑的，金色的大胡子，他天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女的叫科隆布，和我年龄差不多，三十岁出头，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很短，脸很小，眼睛和嘴唇的妆容很精致，非常优雅。科隆布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我一直和她聊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