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16-

我没对我婆婆说尼诺的事儿，我说了法国杂志的事儿，说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赶一篇文章。同时，尽管我很不情愿，但我还是对她照顾两个孩子表示感谢。

虽然我不信任她，但我明白，阿黛尔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我怎么能过上我想要过的生活，同时又和我的两个女儿在一起？当然，我指望着尽早和尼诺生活在一起，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互帮助。但这之前呢？我要把和尼诺见面、黛黛、艾尔莎、写作、公共事务、彼得罗的压力——尽管他现在理性一点了，但还会对我施压，这几件事情协调起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更不用说钱的事儿，我剩的钱不多了，新书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我还不知道。我还不可能马上付得起房租、电话费，还有我和两个女儿的日常开销。另外，我们要在哪儿生活呢？现在，我去接两个女儿，我要把她们带到哪里呢？带到佛罗伦萨——她们是在这栋房子里出生的，她们会看到一个温和的父亲、一个热情的母亲，她们会不会以为，一切都神奇地恢复了？尽管我知道，尼诺的下一次闯入，会让她们更加失望，我要让她们有这样的幻觉吗？我要让彼得罗搬走吗？但是，是我自己打破我们的关系的，我应该离开那套房子。

我出发去热内亚时，脑子里有一千个问题，但没有任何答案。我的公公婆婆很冷淡，但很客气地接待了我，艾尔莎满怀热情，但有些怀疑，黛黛对我充满敌意。我不太熟悉热内亚的房子，我只记得那里采光很好。实际上我看到，那栋房子的墙壁上全是书，有很多古老的家具，还有水晶灯，地上铺着精美的地毯，窗帘很厚重。起居室非常豁亮，有一面非常大的窗户，像是把外面的天光云影，还有大海镶在了画框里，就像一幅名画。我发现，我的两个女儿在那个家里行动自如，比在自己家里还自由。她们拿什么都可以，从来都不会受到谴责，她们对家里的女佣说话时，就像她们的奶奶那样，用一种客气但是命令的语气。我刚到那里时，她们给我展示了她们的房间，让我看看她们的玩具，那都是非常昂贵的玩具，我和她们的父亲都不会买的，她们想看看我见到这些玩具时的反应。她们跟我讲了她们做的，还有看到的很多有趣的事。我慢慢发现，黛黛很爱她爷爷，而艾尔莎呢，尽管她紧紧拥抱着我，亲吻着我，一刻也不想和我分开，但她需要什么东西，或者累了，总是会对阿黛尔说。她坐在阿黛尔的膝盖上，大拇指放在嘴里，用一种忧伤的目光看着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两个女儿就适应了没有我的日子吗？或者说，最近几个月，她们看到的、听到的，已经让她们厌烦透顶了。她们担心我会带来更多麻烦，她们害怕重新接受我？我不知道。当然，我不敢对她们说：准备一下你们的东西，我们马上走。我在热内亚待了几天，我开始照顾她们。我的公公婆婆从来都不插手我和两个女儿之间的事儿，相反，假如黛黛利用他们的权威来对抗我，为了避免任何冲突，他们会躲开。

圭多·艾罗塔尤其小心，他从来都顾左右而言他，刚开始，他都没提到我和他儿子离婚的事儿。在晚饭后，黛黛和艾尔莎去睡觉时，圭多·艾罗塔出于客气，在关上房门，在书房里开始工作之前——彼得罗每次也是工作到深夜，毫无疑问，这是跟他父亲学的——会和我聊了几句，他有些尴尬。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聊到了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明显了，艰苦奋斗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边缘化的地区越来越多，弗留利地区的地震，象征着意大利的脆弱和不稳定，左派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有以前的老政党和政治小集团。但是，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他对我的观点丝毫不感兴趣，除此之外，我也没有费劲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假如他实在想听我的看法，他可以谈谈我的书，我看到的第一本意大利语版，就是在那个家里：那是小小的一本书，很不起眼，和其他很多书和杂志一起，被送到这里，堆积到书桌上，等着被翻阅。有一天晚上，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知道，他之前没看过我的书，之后也不会看的——我就把书里的内容给他介绍了一下，给他念了几行。通常，他都是很严肃地听着，非常专注。只有在读到我大篇幅引用索福克勒斯的段落时，他才用了一种专业的语气，说我写得很不恰当，让我觉得羞愧。他是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权威的男人，尽管权威就像一种色泽，要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即使只有几分钟，这种权威都会出现裂缝，让人隐约看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并非那么无懈可击。当我提到女权主义时，圭多·艾罗塔忽然一改他的庄重，他眼里忽然冒出一种恶意，他满脸通红——通常他的脸色是苍白的，用一种充满讽刺的语气，开始嘲讽他听到的一些女权主义口号：性，我渴望的性，谁在专治下感到过高潮？没有人！还有，我们不是繁殖工具，女人为自由解放而战。他一边用讽刺的语气说这些话，一边笑着，整个人都很激动。当他发现，这个举动让我很惊异时，他拿起了眼镜，很仔细地擦了擦，然后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