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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总裁阴沉着脸，表情凝重，她紧闭着嘴唇，但是她的沉默表示她理解齐平翰所讲的观点。过了一会儿她说：“能短一点儿吗？”

“这是自然。这不是什么值得长篇报道的新闻。”

“西奥说他并不知道那是非法的，所以我不想看到，那些自以为是的记者们暗示他知道。”

“我向你保证，”齐平翰说道，“我们会客观报道的。我将亲自负责。”

玛戈特没有搭话，而是拿起了桌上的一张纸。“你是坐带司机的豪华轿车来的。”

齐平翰吓了一跳：“是的，我是。”那辆车和司机是他工作的特别待遇，但是明显被人监视的感觉他还是头一回遇到，深感不安。

“以后打车吧。我是这样做的，你也可以。还有一件事，”她严肃地盯着他说，“新闻部的预算要立刻削减20%。明天你会收到我发的备忘录，这就是‘立刻’的意思。我希望一周之内收到关于节约开支的报告。”

齐平翰感到目眩，只能礼貌拘谨地告辞。

关于西奥·埃利奥特和所得税问题的新闻出现在CBA全国晚间新闻中，而且格罗班尼克总裁关于自己无辜的陈述也并未引起争议。正如一周后一位马蹄组的制片人所说：“如果是一个政客，我们早就像剥洋葱一样把他从里到外报道遍了。但这次，我们一次追踪报道也没有。”

事实上，有人考虑过做追踪报道，而且有足够的新线索。但是，在一次马蹄组的讨论中，新闻部的总裁也在场，最终决定当天的其他新闻更加重要，所以就没有做追踪报道。这个决定很微妙，几乎没有人承认这是逃避，哪怕是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削减预算的事就没这么顺利了。在这一方面，所有的电视台面对其收购者都无力抵抗，所有人——包括莱斯·齐平翰都知道这一点，尤其是新闻部，机构臃肿，人员过多，非常适合拿来开刀。

CBA为了达到削减开支的要求，经历了痛苦的过程，主要是因为有超过200人因此失去了工作。

裁员引发了那些失业者和他们的朋友们愤怒的呼喊。报刊新闻界抓住时机进行了充满人情味的报道，表达了对削减开支浪潮中的受害者的同情——尽管他们自己也经常进行类似的削减开支行动。

CBA新闻中有一群人，他们都有长期的合同在身，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抗议信。签名者中包括了克劳福德·斯隆、4位高级记者和几位制片人。他们在信里表达出对那些突然被解雇的资深记者的痛惜和遗憾之情，他们为CBA新闻贡献了自己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信里还指出，CBA总的来说并没有财政困难，而且电视台的盈利并不输给那些主要的工业企业。这封信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和引用。

这封信及其引发的关注激怒了玛戈特·劳埃德–梅森。她又一次叫来了莱斯·齐平翰。

在她的面前放着一份摊开的《纽约时报》，她责骂道：“那些拿着过高的薪水还自以为是的浑蛋，本是管理者的一部分。他们应该支持管理层的决策，而不是向公众抱怨，暗中搞破坏。”

新闻部总裁大胆地说：“我怀疑他们并不把自己当作管理者的一部分。他们首先是新闻工作者，对同事的遭遇不满。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玛戈特，我也是如此。”

电视台总裁狠狠地瞪着他：“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别给我添乱，别讲那些废话。你得保证给那些签名的人一点儿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我不想再看到有任何不忠的行为。你还要告诉他们，在续约的时候我们不会放过这种两面派的做法。这件事让我知道，我们付给一些人的钱真是多得离谱儿，尤其是那个自大的浑蛋克劳福德·斯隆。”

后来，莱斯·齐平翰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传达了玛戈特的话，他知道自己还得让新闻部团结在一起，虽然这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

几周之后，这种困难局面越发恶化，起因是玛戈特·劳埃德–梅森通过CBA内部备忘录公布了一项新的提议。内容是创建一项政治行动基金，用于代表CBA电视台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基金来源于电视台高层们的“自愿”捐款和工资削减，新闻部的高级人员也包含在内。公告指出，这样的安排与总公司格罗班尼克工业内部所进行的是一致的。

公告发布的当天，齐平翰身边一位马蹄组的制片人问他：“莱斯，你会为我们去抗议那个什么政治活动基金的玩意儿，是吗？”

几步之外的克劳福德·斯隆插话道：“他当然会。莱斯绝不会同意新闻部去要求政治施舍，而不是报道他们。我们完全可以信赖他。”

这位新闻部总裁听不出来主播的话语中是否有讽刺意味。但无论如何，齐平翰发现自己面对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都源于玛戈特对新闻完整性的无知，或者是全然不在意。自己应该去找她抗议政治行动基金的事吗？他怀疑就算去了，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玛戈特的目的就是要取悦她在格罗班尼克的上司，然后得以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