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

印度到处是游客，人数逐年增加。除了阿姆利则和勒克瑙之外，我去过的所有大城市的宾馆家家客满：一个接一个产品展览，公众活动或假日盛会接连不断，林林总总的外国代表接踵而至。

我在一九六二年造访的那个印度仿佛是个不同的国家。那时印度还不是许多人前往做生意的地方，还不是观光客想去看一看的地方。不管哪一级的旅馆都难得一见。除了主要观光地点之外，旅行都很困难。到了有些地方，你得在火车站的房间里过夜；在某些地方，要是拿得到必要的官方许可，你倒可以待在“驿站小屋”。那是个可爱的名字，令人想起老式的旅行以及旧式的服务。但是，当你抵达日晒、发霉的殖民时代小屋——其多沙的花园里或许有几株百日菊或细茎玫瑰或难以形容的矮灌木丛——你得大声叫看门人，最后，一个衣衫褴褛的赤足的家伙会出现，表示愿意在他自己的役房那边为你准备他为自己烹煮的那种餐食，等送过来时，那些食物可能会有烧火用的木材或牛粪的气味。在没什么家具的卧室里，粗绒毛的“寝具”会有含碱或肮脏肥皂水洗濯过的气味；地板踩起来有沙砾的感觉；蚊帐会有裂缝或破洞；墙顶的通风孔让人有暴露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长夜漫漫。

我一九六二年所到的印度像是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值得长途跋涉前往的地方。而且——几乎和一百年前的罗素一样——我从伦敦搭了火车和船前去：火车到威尼斯，船到雅典，船到亚历山大港，船到卡拉奇及孟买。十二年前我从特立尼达岛到了伦敦。在特立尼达成长时，身为来自印度的农业移民的孙子与曾孙，我对自己和印度相隔的距离形成了自己的概念。我和印度的距离远得让我不属于它。我知道种种仪式，却无法参与其中。我听着印度语言，但只能理解较简单的字眼。不过，我跟它也近得让我可以了解其人民的激情，近得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之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我幻想中、我心中的印度早已消失，不可回复。

那个真实的国家还存在着。我可以前往那里，我一直想前往。但在初次的旅程中，我是个畏怯的旅人。

我计划在印度待一年，我也希望这一年中有部分时间可以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写些东西，虽然我还不太清楚要写什么样的书。我在二月里抵达了孟买。四月初我北上克什米尔：坐火车到德里；坐夜班火车到帕坦科特①；然后坐一整天又一个早上的汽车（中途停车过夜：月光照在巴尼哈尔②的水稻梯田上）北上克什米尔山谷。

我在镇上一家阴暗、发霉的旅馆投宿。从旅馆房间内无法得知四周环境的样子，看不到湖、山和新雪，只看得到乱糟糟的城镇住宅后院景象。我不觉得我有能耐在那里待上三四个月。湖上有船屋，英国统治的遗迹。设备完好的船屋——它们就像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平底船，那湖水映着四周阴暗山脉上的新雪——对我来说却太贵了。这些船屋有上好的瓷器和手工雕刻家具，以及旧式的英国菜单（而且，这儿那儿还有三十年前——独立之前，战前——英国宾客的照片和几则推荐留言）。较小的船屋则很简陋。但即使我住得起较好的船屋，我也认为自己没办法在船屋的一个房间里写作和生活。你要是想到外头走走，却哪里都去不了，那可会令人有被约束的感觉，我会觉得那是一种囚禁。

老远来到北部之后，我却觉得克什米尔大概行不通。抵达后，我就随时留意哪里有理想的投宿之地，到了第二或第三天，一个身穿蓝色大夹克、头戴黑色毡帽的瘦小男子告诉我一家就在湖上还有专属花园的旅馆，我就让他带我去瞧瞧。

说来难以置信，不过，它就像阿里·穆罕默德——头戴黑色小帽的那男子——所说的那样。我后来和他很熟。有好几个礼拜之久，我经常在上、下午看到他离开他的旅馆据点，带着他的大自行车登上船，过湖到岸上的湖滨大道，然后骑车到巴士站或观光局，或任何他可能招揽到客人——就像他招揽到我——的地方。他倒不会缠人，也不健谈。事实上，他是个害羞、自制的家伙，最喜欢的事就是和朋友在花园尽头的旅馆厨房抽点水烟。

那家旅馆就像一栋小屋。它的名称是丽华大饭店，就是这么写的，我也这么记着它。它有上下两层，有瓦楞铁皮搭盖的斜屋顶。它坐落在它自带的湖中花园里，花园可不是那种用湖泊杂草和泥土堆在一块、可以拉到各处的漂浮花园，而是一片固定的土地。我租下了房屋尽头的一间二楼卧房。房屋这一部分是为了旅游新季刚盖好的——丽华大饭店每隔几年就扩建一次——由于建筑的设计方式的原因，这间卧房没有紧邻的房间。它两边有窗，可以看到湖、山、雪等景致。它有自己崭新的浴室。浴室和卧室有舒爽的新木头和新水泥气味。旅馆的小客厅挨着卧室，我也把它租了下来，因此，几乎可以说我在丽华大饭店里拥有自己的小侧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