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第7/8页)

印度毁了甘地。他变成了“圣雄”④。印度人敬仰他的人格。至于他一生所传达的讯息则无关紧要。他的出现激发了印度传统文化中“无形的、弥漫一切的精神情操”。他的形象唤醒了印度人的一项传统美德:在德行高洁的人面前应该自谦自贬,而这种自贬,《爱经》肯定会赞同,因为它确保人们来生会飞黄腾达,因为它不鼓励人们从事任何漫长、艰苦的体力活动,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某种快乐。象征性的行动是一种诅咒,给印度带来无穷的祸害。然而,身为印度人,甘地不得不跟象征打交道。于是乎,清扫厕所变成了偶尔举行的一种神圣仪式,因为它受过“圣雄”那伟大的灵魂的赞许,但厕所清洁工人还是跟以往一样被人轻视、践踏。甘地亲手操作的纺车,并不能提升印度劳工的尊严,它被吸纳进庞大的印度象征体系中,很快就丧失它的意义。甘地一直是个矛盾的悲剧性人物。印度民族主义脱胎自印度教复兴运动,而甘地曾大力支持的这种宗教信仰复兴却使他的改革遭受挫败。在政治上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广受印度民众爱戴和敬仰;在改革上他是失败的,而这同样因为他太受尊敬。他的挫败,全都记录在他的著作中——直到今天,甘地依旧是外国人游览印度的最佳向导。这种情况就像南丁格尔在英国变成了圣徒,她的雕像矗立在英国各个角落,她的名字挂在每个英国人嘴边,但她当初所描述的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改善。

甘地失败得更惨。他被封为圣人,这使得他变得更温和、更安静,这使得他看起来有点愚蠢,这使得他丧失了他惯常的优雅风度。

“请问,这是开往德里的火车吗?”在莫拉达巴德市车站,我匆匆跳上火车,钻进车厢中的一个隔间,用英语询问里面坐着的一群农民。

“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国家吗?你想问路,就得讲印地语。这儿只准讲印地语。”

这个人显然是这群农民的首领。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向我宣扬印度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在别的时候别的地点,他或许会对我很客气,甚至恭顺。但这会儿他的身份却是一位身穿黄袍、身材肥胖、脸色红润的贵人(印度的贵人都长成这副模样,少有例外),在他面前,这群农民中的妇女和小孩都得保持毕恭毕敬的态度。

甘地和印度民众的关系也是这样。他是印度精神文明的最新象征。他加固了民众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在印度,甘地只留下这些遗产:他的名字、老百姓对他的画像和雕像的膜拜、探讨非暴力主义的各种研讨会和讲习班(印度人似乎以为,非暴力主义是甘地生前教导他们的唯一东西)、具有崇高道德和象征意义的禁酒运动(即使在中印战争时,有关方面也不忘鼓吹禁酒)、政治人物的行头和装扮。

瞧瞧这位衣着简朴、装扮得体的乡下政客。他出现在地方上的一个政治集会,大谈圣雄甘地的精神和祖国的前途。

“为了当选,这个家伙谋杀了十七个人。”印度政府一位行政官员告诉我。

这一点都不矛盾。圣雄甘地已经被吸纳进印度那混沌的精神世界和腐朽的务实主义中。革命志士变成了神,他生前传达的讯息从此消失无踪。甘地未能把他那直接坦诚的眼光和理想传留给印度。诡异的是,待在印度一整年,我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告诉我甘地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的民众,他们可都是甘地的崇拜者。这个问题并不怎么适合向印度人提出,因为一般来说,印度人欠缺描述事物的才能,但我得到的回答却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有些人说,甘地身材瘦小;马德拉斯城一位仁兄却告诉我,甘地身材魁梧,高达六英尺。在一些民众印象中,甘地皮肤黝黑,但另一些民众却记得他的皮肤非常白皙。人人都记得甘地,很多人甚至拥有他的个人照片。但这些照片并不管用,因为大家实在太熟悉甘地的形象了。每当一个传说与神话形成时,情况就会变得如此。你不能在神话和传说中增添或减少任何东西。形象已经固定简化,不可改变,就算你亲眼看见过这个人,也不能改变这种形象。甘地生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几乎全都被记录、保存下来。有关甘地的书目简直可说汗牛充栋。然而,在印度,甘地早已经退隐到历史中。感觉上,他仿佛活在一个古老的时代。那时,人们出外旅行得依靠双脚,文件得抄写在树叶或黄铜板上。

斯利那加,印控克什米尔首府,著名避暑胜地。

查谟,印控克什米尔的冬都,夏都为斯利那加。

那时是为了防备日军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