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不仅仅是象

林少华

这部短篇集所收六个短篇是村上1985年集中写的，翌年由文艺春秋社结集出版，是继《去中国的小船》(1983)、《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1983)、《萤》(1984)、《旋转木马鏖战记》(1985)之后的第五部短篇集。在此之前他刚刚出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那部长篇。写长篇是极其累人的活计，村上也不例外。从心智的储备到体能的库存都被劫掠一空，整个人被彻底掏成空壳，使得他根本不可能迅速重整旗鼓投入下一部长篇的创作。但村上毕竟是个有使命意识的勤奋作家，不可能整天坐在沙发上对着天花板打哈欠或带着夫人满世界撒欢儿游山玩水。那么他做什么呢？做两件事，一是翻译，主要翻译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还是个很不错的翻译家；二是写短篇，或者把长篇创作过程中没有用完的“边角料”投入短篇这个模具中使之成形，或者把稍纵即逝的纷纭意念及时捕捉下来以备他日之用。对于前者，村上称之为前一部长篇的“产后性因素”，对于后者，则称之为下一部长篇的“胎动性部分”。例如此集中的《双胞胎女郎与沉没的大陆》显然属于前者，《1973年的弹子球》中的双胞胎女郎208、209在这里重新出场；《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郎们》无疑相当于后者，几乎原封不动“粘贴”在七年后的《奇鸟行状录》的第一章。其他如《街，以及不确切的壁》后来发展成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萤》后来繁衍出了《挪威的森林》。不妨说，村上的短篇，无论在题材上还是时间上都是两部长篇之间的过渡。过渡需三年左右时间，所以他大体每隔三年推出一部长篇。

村上在为1990年刊行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79—1989》第8卷写的题为《新的胎动》的“创作谈”中，谈到他的短篇小说的师承。他说他在短篇创作方面有三位老师：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和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这三人的短篇他看得非常仔细，也热心译了不少，对其手法了然于心。然而写出的东西却又和他们没有具体相通之处。“归根结底，我从他们身上学得的，大约是他们写短篇小说时的姿态和精神。我从菲茨杰拉德身上学得的（想要学得的），是其震颤读者心弦的情感；从卡波蒂身上学得的（想要学得的），是其令人讶然的行文的缜密和品位；从卡佛身上学得的（想要学得的），是其近乎禁欲(Stoic)的真诚和独特的幽默。短篇小说这一形式，假如写得非常巧妙，是可以把这些充分传达给读者的。”

缜密、真诚、幽默、动人心魄和不失品位——我想这应该视为村上短篇小说的创作目标或其力图达到的境界，而这部《再袭面包店》是他几部短篇集中最出色的一部，其中以书名同题的《再袭面包店》和《象的失踪》被公认是其短篇中的经典之作，甚至有的读者据此认为村上短篇比长篇写得更好，更能显示他的创作才华。

先看《再袭面包店》。既是“再袭”，那么理应有“初袭”在先。是的，村上1981年写了《袭击面包店》，故事梗概“再袭”中已经有了。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他和同伴手拿菜刀袭击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日共党员开的面包店。此外还有“演说”、“思想”等字样出现，而“再袭”之际这些字眼统统消失了。没有消失的只是“紧箍咒”（のろぃ）。“再袭”即是由“紧箍咒”引起的：

“假如像你说的，果真是紧箍咒的话，”我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好呢？”

“再抢一次面包店，而且立即行动。”她斩钉截铁，“此外别无解除紧箍咒的方法。”

那么，“紧箍咒”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瓦格纳——“我”和同伴老老实实坐着同店主人一起听瓦格纳，作为交换，我们得到了想得到的面包。而其潜台词是：“我们”本来想用一次抢劫行动来反抗劳动与货币交换这一资本主义根本法则，岂料在结果上仍落入了“交换”的圈套，不同的只是代之以听瓦格纳罢了。也就是说“我们”仍未逃出“交换”这一资本主义法则。于是“我”觉得自己被“闪”了一下，受到了嘲笑和愚弄。更严重的是很多事情都以那一事件为分水岭而发生了变化。“我”大学毕业后，一边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一边准备参加司法考试，并且结了婚，“再也不想去抢面包了”。这意味“我”由一个资本主义法则和秩序的反抗者因此变成了体制内的“乖孩子”。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现在是在以维护资本主义法则和秩序为目的的法律事务所工作并准备参加司法考试，即进一步主动地把自己嵌入资本主义这个法则和秩序之中。但“我”到底有些不甘心，开始对当时的选择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如今想来，当初悔不该听他那个什么提案，而索性按预定方针用刀子吓昏那个家伙把面包一举抢走完事。那样一来，就该没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