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在是1979年，农历羊年，土羊年。

1979年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阿敏将军逃到了乌干达。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很快就要面临伊朗人质危机。同年，吉米·卡特还遭遇了沼泽兔攻击，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遭遇沼泽兔攻击的总统。那一年是他的多事之年，他忙得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1979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一年，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撒哈拉沙漠下了半个小时的雪。动物防御联盟会成立。马格达伦群岛上，八名海洋守护者协会成员用一种无害但持久性强的红色染料给一千条海豹幼仔染了色，目的是改变这些小海豹的外貌以使它们免于被猎人捕获。但这些人却被逮捕了，罪名是违反《海豹保护法》，这真是一个完美的奥威尔式讽刺。

斯莱兹姐妹组合的新歌《我们是一家人》在广播电台热播，《正义先锋》在电视台热播。《告别昨日》在影院热映，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正准备迎接它的到来。

这些大事里，当时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有关《告别昨日》的。1979年我只有五岁，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告别昨日》在那时是布鲁明顿的大事，整个布鲁明顿都为之沸腾，即使是处于痛苦中的孩子也能感受到好莱坞市场的白热化。

很显然，爸爸想让我知道，按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观点来看，五岁的我在认知思考和情感发展上正处于前运算阶段。从更加成熟的角度来看，爸爸是想说我正在用我自己的逻辑框架来思考一件当时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的情感都是二歧分枝且极端的。

就当这是对的吧。

并不是说二歧分枝和极端永远都不对。我们可以简化一下这个问题，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时我们全家人，无论老少，全都非常非常非常沮丧。

蹦床事件发生后我跨州出走、来到小蓝房子后的第二天爸爸就出现了。爷爷奶奶给爸爸打电话让他来接我回家，但没人告诉我这件事。我仍然觉得爸爸妈妈还是会把我送走，只是不送到爷爷奶奶那里，因为爷爷奶奶并不想让我待在那里。那么接下来他们会把我送到哪里呢？又有谁会爱我呢？我低声抽泣着，但尽量表现得端庄得体，因为爸爸不喜欢我哭，而我到现在还抱着一丝残存的希望。但是没人表扬我这么识大体，爸爸甚至都没注意到我哭了。很明显爸爸早就不在乎我了。

他们把我赶到了房间外面，然后留在里面低声说了很多不太吉利的话。直到爷爷奶奶把我的东西收拾好，让我坐进汽车后座，车开起来以后，我仍然不知道爸爸是要把我带回家。他们这样对我也算公平，因为之前我离家出走也没告诉他们我要去哪儿。

小时候，只要遇到不开心的事我就会睡觉，一觉醒来后不开心的事就会消失。所以我现在就在车后座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最奇怪的是这个房间有一些我熟悉的痕迹。我的衣柜就在窗户旁边，我身下躺着的床是我自己的床，身上盖的被子也是我自己的被子——被子是奶奶弗雷德里卡还爱我的时候亲手给我做的，上面绣着向日葵，向日葵从被子脚一直延伸到枕头。但是抽屉里都是空的，被子底下只有光秃秃的床垫。

窗户旁边堆着一些箱子，几乎围成了一座堡垒，还有一个装啤酒罐的大袋子，袋子的提手那里露出了我的那本《野兽家园》，书皮上还有好时巧克力留下的鸡蛋形状的印子。我爬到一个箱子上向外望去，发现没有苹果树，没有谷堆，没有尘土飞扬的农场。窗外只有我从来没见过的后院、烧烤架、生锈的秋千和菜园。菜园被打理得很好，里面种着西红柿和豌豆荚。西红柿正在悄悄变红，豌豆荚正在爆开，豌豆藤像迷雾一样爬到了双层玻璃后面。在我之前住的农场里，像豌豆一样的菜还没爬到藤蔓上就会被人们摘下，要么吃掉，要么扔掉。

我之前住的农场每天都会有吵嚷声、鸣笛声和尖叫声：总有一些人使劲敲钢琴的声音、用洗衣机洗衣服的声音、在床上蹦来蹦去的声音、摔盘子的声音、因为想打电话而大喊着让其他人安静一会儿的声音。那时我们的房子周围永远都有梦一般喧嚣的声音。

我忘了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可能觉得以后要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了。我哭着回到床上睡着了。尽管我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但醒来后我发现还是在同样的地方。我开始绝望地喊妈妈，眼里依然含着泪。

没把妈妈喊来，却把爸爸喊来了，他将我一把抱起来。“嘘，妈妈在隔壁房间睡觉呢。你是不是害怕了？对不起，之前没告诉你，这是我们的新家，这是你的新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