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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洛厄尔终于熬到了高中。高中的洛厄尔比初中的洛厄尔好相处很多。他已经不再要求我们一起去看费恩了,而是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不再提她。他很冷酷,却很礼貌,只是在家里静静地待着。母亲节的时候,他送给妈妈一个音乐盒,音乐盒放的是天鹅湖的主题曲。妈妈为此感动得哭了好几天。

马克还是洛厄尔最好的伙伴,尽管马克的妈妈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他了。因为之前他们两个在第三大道的撒哈拉大卖场里偷扭扭糖,被当场抓住并被当众批评。

他谈了一场分分合合的恋爱,那个女孩叫凯瑟琳·查尔莫斯,人们都叫她凯奇。凯奇是摩门教徒,父母非常严厉。她家有九个孩子,教育她的责任就落在了她的两个哥哥身上。两个哥哥各有各的方法。其中一个只要一过宵禁时间就出现在我家门口把凯奇护送回家。另一个会给凯奇买布恩农场的水果酒,那样她就不用为了喝酒而搭讪陌生人。用爸爸的研究结果来说,凯奇哥哥的做法并不是行为矫正的正确示范。凯奇是个声名远播的女孩。

在凯奇家里,洛厄尔不能进凯奇的卧室,而我家有一项妈妈命名的“开门政策”,意思就是凯奇可以进洛厄尔的卧室,但卧室门必须要完全敞开。有时候爸爸妈妈会让我去检查,卧室门始终是打开的。但有时候洛厄尔和凯奇会一起躺在床上,虽然都穿着衣服,但两个人却拼命想占据同一个地方。妈妈从来没问过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从来没说过。不知从何时起,我学会了不说闲话。

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我已经变得很沉默了。我说不出这种转变发生的具体时间。几年前我就发现,要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的学校生活会好过很多,但知道和做到完全是两码事。这种转变是循序渐进的,通过我不懈的努力,每次改进一点点。首先,我戒掉了那些大而生僻的词。这些词对我没什么好处。其次,在别人用错词时,我也不再纠正他们了。之后我把从三件事中挑一件说改成了四件里挑一件,然后是五件、六件、七件。

我仍然跟以前一样胡思乱想,有时候我也会想象,要是我把我的想法都说出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还会想我该怎么回应这些回应,如此这般。我从来不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但是这些想法却挤满了我的脑子。我脑中的想法变得吵闹又奇怪,就像《星球大战》中的莫斯艾斯利酒吧。

老师开始向爸爸妈妈反应我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以前即使一直说个不停,我也可以集中注意力听课。可是妈妈说我现在特别容易分心。

爸爸说我不专注。

洛厄尔什么都没说,有可能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注意到。

高三的时候,洛厄尔成了南部高中篮球队的控球后卫。这个位置有着神奇的力量和威望,连我的生活都因此好过了很多。洛厄尔的每场比赛我都会去。高中体育馆里有各种回声、各种铃声,还有球拍在木地板上的声音,我到现在听到这些声音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印第安纳篮球队。哥哥在球场上做控球后卫的时候,每个人对我都很好。

那年马里恩队和印第安纳队实力强劲,两队之间很快要有一场比赛,我特别兴奋。我做了一张海报,上面画了一条绕在篮球上的蛇,最后绕成了洛厄尔的球衣号码——9——还把海报贴在了卧室窗户上。可是突然有一天,待在家里的我听到了洛厄尔进门的声音,他本该在球场上带着他的队伍训练的。我也听到了洛厄尔关门的声音。

我当时正在楼上看书——《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或《红色羊齿草的故乡》——我应该正好看到有人死去的片段,因为已经泪眼婆娑。妈妈出去了,我不记得她去了哪里,但我觉得即使她在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我很庆幸她不在,至少她能晚一点知道这个残酷的事实。

我下楼去看发生了什么。洛厄尔房间的门关上了。我打开门。洛厄尔正埋头趴在床上,脚放在枕头上,头放在床尾。他抬头看了看,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他妈的给我滚出去。”他说。语气十分粗鲁。但我并没有动。

他把腿甩到地上,站起来走向我。他气喘吁吁,脸又湿又红。他拎起我的肩膀,把我推了出去。“你他妈的以后别再进来!”他说,“他妈的再也别进来!”然后关上了门。

晚饭的时候他看起来就正常了。他边吃饭边跟爸爸讨论接下来要打的比赛。他没说下午没去训练,我也没说。我们一起看了一集《考斯比一家》。我记得他笑了。那是我们一起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晚他带走了他的全部积蓄——他的存钱罐是他生水痘的时候唐娜外婆给他做的格劳乔·马克斯布袋木偶——他把钱和几件衣服放在了他的运动包里。他从小就很会赚钱,而且从不花钱,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攒了很多钱。他拿了爸爸的钥匙,走进了实验室,把里面的老鼠放在了几个大笼子里带走了。他把所有的老鼠都放了,然后坐上了一辆去芝加哥的车,再没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