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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警察没有给我戴手铐，没有把我关进牢房，也没有把我送进办公室填资料。而是把我一个人留在了一间审讯室里。审讯室几乎是空的——只有两把椅子，都是看起来非常不舒服的橙黄色塑料椅，一张桌子，上面铺着油毡布。门是锁着的。屋子里很冷，我也很冷。

没人进来，桌上有一大壶水，但是没有杯子。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东西，连交通册子、枪支安全说明书或毒品的危害一类的东西都没有。我坐着等着，我站起来溜达着。我从小就有一个习惯，从来没变过，就是不管在哪里都抬头看看我最高能爬到哪里，看看费恩或玛丽能爬到哪里。房间里没有窗户，四面墙都光秃秃的，我们三个都不可能爬太高。

没人在我面前拿着牛角刺棒，至少我觉得应该没人会这样做，但他们一直在试着告诉我我是谁。当我发现没人能让我弄明白这个问题时，我也很惊讶。我永远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并不意味着别人不知道。

地上有一只球潮虫，我开始观察这只虫，因为这让我有事可做。费恩以前吃球潮虫，妈妈一直不让费恩吃，可爸爸却说它们不是真正的虫子，更像是陆生甲壳动物，靠腮呼吸，血液里面含铜不含铁，凡是吃过虾的人都不应该不吃球潮虫。我不记得我吃过这种虫子了，但我肯定吃过，因为我记得这种虫子嚼起来像保健麦圈。

那只球潮虫朝墙爬过去，一直爬到角落里，一会儿惶惑一会儿丧气，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我知道了我的内心世界有多么贫瘠。

把我带来的警官终于又出现了。他把一台录音机放在了我和他中间的桌子上，还放了一大摞纸、文件夹和笔记本。我可以看到最上面的纸上有一份旧报纸的剪报，标题是《布鲁明顿的姐妹花》。很显然，《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我们。我都不知道。

警官坐下了，筛选着他手中的文件。又过了很长时间。要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我肯定会一直喋喋不休，我也能看出来他在等我先开口说话。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游戏，而我决定要赢，所以绝不能先说话。要是我小时候的保姆玛丽莎和爷爷奶奶看到这一幕肯定会特别惊讶。我试着想象他们现在都在我旁边，给我鼓励。“别说话！”他们说，“别再折磨我了，给我一分钟让我安静一下吧。”

可以把这一点放在我的成就栏里。警察终于放弃了，打开录音机，大声说了日期和时间。他让我说我的名字。我说了。他问我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不知道。

“你哥哥是洛厄尔·库克，”他说。听起来不像个问题，但这确实是个问题。“请回答。”他毫无表情地说。

“是。”

“你最近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我学着用索萨博士最近对我用的那一招，向前靠了一下，跟他进行眼神交流。“我要去洗手间，”我说，“我需要律师。”虽然我只是个大学生，可我看过几部这种类型的电视剧。我现在还不担心，至少还不替我自己担心。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抓住了洛厄尔，这非常非常糟糕，但我不能被扰乱，我要保证他们不会拿我的口供来对付洛厄尔。

“为什么要律师呢？”警官气得站了起来，“你又没被捕，这只是一次友好的交流。”

他关上录音机。一个女人进来了，她有着易怒的薄嘴唇，留着颓废的共和党式发型，把我带到洗手间。她在洗手间门外等着，听着我尿尿冲水的声音。等她把我带回去的时候，屋子里又空了。桌上什么都没留下。连最开始的那瓶水都被带走了。

时间一分一分地溜走。我又重新开始看那只球潮虫，它一动不动，我开始担心它不是信心受挫，而是死掉了。我闻到了杀虫剂的味道。我背靠着墙，身子慢慢往下滑坐到地上，用一根手指碰了碰那只虫，看到它蜷起身子后放下心来。我脑中闪过一个图片，一只黑猫，脸和肚子是白色的，蜷着身子尾巴搭在鼻子上。

我听到洛厄尔说我永远都没法闭嘴。我听到他说是我逼着爸爸妈妈做出的选择。

脑中闪过的那只猫很像爸爸开车轧死的那一只，只不过这只猫正在睡觉。不是这只猫，脑袋深处传来一个声音，这句话的每个音都发得很重。不是这只猫。

我从来不知道我能这么清楚地听到大脑深处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我的声音。那么到底是谁在我的双耳间开小丑车？她不跟我说话的时候又在做什么呢？这是什么弯路？什么恶行？我正在听呢，我跟她说，但声音并不大，因为我怕有人在监视我。她并没有回答。

审讯室的墙外传来一阵很小的噪音。头顶上的灯跟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还是那种惹人讨厌的荧光灯。我用这段时间考虑下一个人开门进来的时候我该说什么：要回我的外套，要些吃的，我早上没吃早餐，要求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可怜的爸爸妈妈，他们的三个孩子都被关起来了，他们的运气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