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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人出现有人离开，还有人被不情愿地带走。

托德的妈妈给以斯拉做辩护。法官拒绝将开门和关门看作是同一回事。以斯拉认罪，被判在瓦列霍的最低设防监狱关八个月。托德的妈妈说如果他表现得好只需要关五个月。以斯拉丢了工作，他很看重这份工作。他不可能进中央情报局了（也不一定，我又知道什么呢？有可能这正好是进中央情报局的敲门砖呢）。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像以斯拉这么认真的公寓管理员。“美好生活的秘密，”他曾经跟我说过，“就是认真对待生命中的每件事。即使你的工作只是倒垃圾，你也要做得完美。”

探视日的时候我去看他了，那是圣诞节之后，那时他已经被关了一个月。警察把他带出来，他穿着橙色的囚服，我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要是在其他场合下，我就会把这张桌子叫成野餐桌。警察警告我们不能接触，然后就离开了。以斯拉的胡子被剃掉了，嘴唇上面的胡子像是用创可贴连根拔掉的。他的脸看起来很消瘦，牙齿像野兔的一样大。他的情绪明显不好。我问他最近怎么样。

“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傻笑了。”他说，这反倒让我觉得放心了。还是原来的以斯拉，还是在说《黑色通缉令》的台词。

他问我有没有哈露的消息。

“她的父母从弗雷斯诺市过来找过她，”我说，“但没有找到，谁也没见过她。”

之前我跟洛厄尔说哈露从来没讲过她的家庭，几天后她就跟我说了如下信息：她有三个弟弟，两个姐姐。准确来说，都是同母异父。

她说她妈妈很喜欢怀孕，但却不喜欢维持长期伴侣关系。她是一个嬉皮士类型的女人。哈露的兄弟姐妹都有不同的爸爸，他们所有人都跟妈妈一起住在城郊的危房里。又添了两个孩子之后，他们的房间显然不够用了，所以一些孩子的爸爸就把地下室改成了混合卧室，孩子们在里面过着没人管束的彼得·潘似的生活。哈露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她的爸爸了，但他在草谷市开了一家小剧院，哈露毕业后就可以去那里工作。她说他是她最后的王牌。

哈露说的地下室和我一直以来幻想的树屋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着实让我很惊讶，不同的是你要往下走才能到哈露的世外桃源。（这点不同很重要——最新研究表明，人类如果经常往上走就会变得更有条理，而如果经常往下走则不会——如果这类研究不是一堆废话的话。我的意思是到处都是科学。但当人类是研究主体时，这些科学理论基本上都不成立。）

地下室和树屋还有一个相同点：都是假的。

事实上哈露是独生女。她爸爸是太平洋煤电公司的读表员，这份工作很危险，因为经常会遇到恶狗。她妈妈在当地图书馆工作。在我的世界里，图书管理员做的是最无忧无虑的工作。即使偶尔会生气，也会在你把书借走后烟消云散。

她的父母很高，但都有点驼背，驼背的姿势都是一样的，好像被人打了一拳。她妈妈有哈露一样的头发，但比哈露的短。她脖子上围着丝巾，戴着一条银项链，上面挂着一个埃及灵符。我只认识鸟的象形文字。我能想象她为了来跟警察谈话，来见我和雷哲而精心打扮了一番。我想象她站在衣柜前，决定要穿什么衣服去见孩子的朋友，跟他们打听孩子的消息，尽管孩子可能已经让她伤透了心。她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尽管她们之间除了都伤心之外没有其他相似之处。

哈露的父母担心哈露被绑架了，他们想不到其他可能，因为明知他们会担心却不给他们打电话不像是她的作风。他们两个就像棕色的玻璃一样脆弱，害怕她可能死掉。他们并没有挑破这层意思，只是一直在暗示我，暗示可能是以斯拉指控了她，用偷放动物事件做幌子，以掩盖其他更邪恶的目的。他们说她从来，从来都不会错过圣诞节。她的袜子还挂在壁炉架上。他们说会一直将它挂在那里直到她回家。

他们坚持在外面跟我聊天，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米诗卡咖啡店，冬天一大早就在这么安静的地方喝着咖啡。店里基本上没什么客人，磨咖啡豆的声音成了唯一的噪音。

我一直在喝我的咖啡。但他们到现在还一口没喝，咖啡已经变凉了。

我告诉他们哈露肯定还活着。事实上，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她还到过我的公寓拿她落下的东西。即使我没亲眼见到她，我也有证据，她给我留下了证据，这是我现在掌握到的线索。她妈妈叫了一声——像是大喘气也像是尖叫——不经意发出的，但声音却很大很尖。之后她就哭了，想抓住我的手，但却打翻了桌上的咖啡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