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你真的是为选举和自杀事件而来吗

卡和伊珮珂在新人生糕饼店

大雪中，从法伊克贝依街到新人生糕饼店的路上，尽管刚知道了一些坏消息，但卡的脸上为什么会隐隐约约有些微笑呢?他的耳边响起佩皮诺·迪·卡普利的歌曲《罗伯塔》，他觉得自己像屠格涅夫小说中去和梦想多年的女人约会的浪漫而忧郁的主人公。屠格涅夫厌倦了那些无休无止的问题和原则，离开了被自己鄙视的国家，去了欧洲却又对她充满思念和爱恋。卡喜欢屠格涅夫和他优美的小说，但是，说实话，卡却并没有像屠格涅夫小说中那样，他并不是很多年来都在梦想着伊珂。他只是梦想着伊珂那样的一个女人；也许伊珂偶尔曾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过。但自从他知道伊珂离开她丈夫后，他就开始想念伊珂了，虽然此前并没有想念得那么多，但现在为了和伊珂建立更深更现实的关系，卡就用他感觉到的音乐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来弥补这一不足。

然而，走进糕饼店和她同坐在一起，他脑子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就消失了。伊珂比刚才在旅馆、比大学时显得更漂亮。她那真真实实的美丽，她那淡淡涂抹了的红唇，她那白皙的肤色，她那眼眸中的明亮清澈，以及她那让人感到亲近的真诚，都使卡感到不安。伊珂突然显得如此的真诚，使卡担心自己不是那么自然。生活中卡最担心的是写出很糟糕的诗，其次就是这种不自然的感觉。

“路上，我看到工人们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向民族剧院拉直播用的电缆，像拉晾衣绳一样。”他说，想以此来打开话题，但却一点儿也没笑，因为他担心那样一来会显得自己是在嘲笑偏远地区生活的乏味。

有一阵子，他们就像带着善意、决定相互谅解的夫妻一样，寻找着能心平气和谈论的共同话题。一个话题刚结束，伊珂微笑着很有创造性地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下着的雪、卡尔斯的贫困、卡的大衣、他们觉得对方没多大的变化、烟难戒、卡在伊斯坦布尔见过的那些人……两人的母亲去世后都安葬在伊斯坦布尔的费里科依墓地，这一点，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拉近了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他们轻松地聊着一些话题，这种轻松就像知道了对方同属一个星座的一对男女，相互间感到的——即使是装出来的——那种暂时的轻松。他们聊了聊两位母亲在他俩生活中的地位（很短），聊了聊卡尔斯的火车站为什么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稍长），聊了聊他们见面的糕饼店所在的位置1967年前还是一座东正教教堂，教堂的门现在还收藏在博物馆里，聊了聊博物馆里亚美尼亚人大屠杀这一特别部分（一些游客开始以为这部分是为了纪念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亚美尼亚人，后来才知道刚好相反），聊了聊糕饼店里仅有的那个半人半鬼、耳朵有点背的侍应生，聊了聊卡尔斯的茶馆因为失业的人们喝不起而不卖咖啡，聊了聊引导卡到处采访的报业人士和其他当地报纸的政治观点（所有的报纸都支持军人和现政府），他们还聊了聊卡从口袋里取出的第二天的《边境城市报》。

伊珂全神贯注地开始读起报纸的第一页，卡突然担心伊珂是不是也和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的老朋友一样，对他们来说惟一的现实是土耳其内心的痛苦和可悲的政治生活，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到德国去生活的念头。卡长时间地看着伊珂纤细的手，看着她那现在还令自己惊奇的秀丽面庞。

“你犯了什么罪，判了你几年?”伊珂温柔地微笑着问。

卡告诉了她。70年代末，土耳其许多小的政治性报纸什么都能写，人人都以因为刑法中的这一条而被判刑为荣，但谁都不会为此而进监狱，因为警察并没有紧密搜捕那些经常变更住处的编辑、作家和译者。后来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些改变住处的人们也渐渐开始被捕了，卡因为发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而这篇文章却是别人写的，因为匆忙，卡看都没看就拿去发表了。被判了刑的卡逃到了德国。

“在德国你日子难过吗?”伊珂问道。

“我学不会德语，但这却保护了我。”卡说。“我的身体抵制德语，这却使我保持了纯洁，也保护了我的灵魂。”

卡担心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会显得可笑，但又因为伊珂那么认真地听着自己说话而感到幸福，因此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自己深陷其中的沉寂以及近四年来自己没有写过诗。

“在火车站附近，我租了一套小小的公寓，从公寓惟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法兰克福的许多屋顶。每到夜晚，我就在这狭小的屋子里，在沉寂中回忆过去的日子，这激发了我写诗的灵感。此后，听说我在土耳其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那些土耳其移民、想吸引土耳其族选民的政府、图书馆、一些三流的学校，还有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和一个用土耳其语写作的诗人认识的团体，开始请我去朗诵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