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女人们为了尊严而自杀

最后一幕

苏纳伊在最后一刻才把即将上演的戏剧改名为《卡尔斯的悲剧》，这个新名字只赶上了最后半小时的电视预告。来看演出的观众中一部分是被军人用车押来的，一部分则是因为听信了电视预告和军方的保证或是不管怎样都要来亲眼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因为城里有传言说，所谓的直播其实是放的录像带，而录像带则是从美国来的），还有一部分则是公务员，他们大多都是被迫来的（这回他们没有把全家人都带来）。这些观众都没有看到这个新名字，其实就算看到了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并不觉得有什么，也不会把它和这部戏联系起来的。

四年后，我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资料室里找出了《卡尔斯的悲剧》的录像带。这部戏的前半部分很难总结出个框框来。说的是一个“贫穷、落后和愚昧”的小镇上的仇杀，不过他们为什么会开始互相残杀、他们不能分享的东西是什么却根本没有讲，不管是杀人者还是像苍蝇一样被杀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问题。只有苏纳伊对人们之间这种落后的仇杀感到愤怒，他和妻子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在另一个年轻的女人——卡迪菲的身上寻求理解。苏纳伊演的是一个富有、开明的统治者，但他也和穷人们一起跳舞，一起开玩笑，甚至一起讨论生命的意义。有时他还给他们表演莎士比亚、维克多·雨果和布莱切特的戏剧。此外，这部戏里还穿插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像城市交通、饮食习惯、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们改不了的一些特性、法国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激情、接种疫苗、避孕套和拉克酒的好处、富有妓女的肚皮舞、香波和发蜡里除了颜料之外什么也没有之类的。

演员们经常会进行一些临场发挥，把戏给弄得乱七八糟的。整部戏里惟一吸引观众的就是苏纳伊那富有激情的表演。每当演到比较沉重的地方时，他就会摆出一些经典的造型，厉声斥责那些把国家和人民害到这般田地的人。当他从舞台的一头一瘸一拐地往另一头走的时候，他给台下的观众讲述自己青年时的回忆，把蒙田写的关于友谊的文章背诵给他们听，告诉他们阿塔图尔克其实也很孤独。他演得很卖力，满头大汗。努丽叶女士是个酷爱戏剧和历史的老师，大前天晚上她也满怀赞叹地看了苏纳伊的表演。几年后她告诉我，当时她坐在最前排，闻到了苏纳伊满嘴的酒气。在她看来，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并不是醉了而是太兴奋了。卡尔斯有很多中年公务员、寡妇、年轻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喜欢冒险和追求权利的男人，他们非常崇拜苏纳伊，为了能近距离看到他，他们不惜冒任何风险。据他们说，坐在前排可以感受到从他身上传来的阵阵热浪和光芒，要想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那是不可能的。

宗教学校的学生梅苏特（他反对把无神论者和穆斯林埋在一起）也被军用卡车强行带到了民族剧院。几年后他告诉我，当时他也感受到了苏纳伊的魅力。他之所以敢这样说，也许是因为现在他现在在一家茶馆里干活（他曾经在埃尔祖鲁姆待了四年，为一伙伊斯兰武装分子干过活，希望破灭之后他又回到了卡尔斯）。他认为很难解释宗教学校的学生们对苏纳伊的归顺，也许是因为苏纳伊掌握着他们想得到的绝对权利或是因为苏纳伊颁布的一些禁令使他们免于陷入举行起义的困境。他对我说:“其实政变过后大家都在暗暗地高兴。”尽管苏纳伊已经拥有了很大的权利，可他还是愿意上台演出，他觉得苏纳伊这一点也深深地打动了那些年轻人。

几年以后，当我在看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演出当晚的录像时，我可以感觉到，剧场里大家已经忘却了父与子之间、执政者与罪犯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有人都静静地陷入了恐怖的回忆和想像之中，剧场里人人都有一种“我们”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生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度里的人们才能够理解。因为苏纳伊的表演，剧场里好像已经没有“陌生人”了，大家都被同一个故事联系在了一起。

卡迪菲的存在破坏了这种感觉，卡尔斯人怎么也接受不了她在台上。摄像师肯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每到高潮的时候他都会把镜头推到苏纳伊的身上。只有当卡迪菲像个街头喜剧里的服务员一样给苏纳伊服务的时候，卡尔斯的观众才能看到她。不过从中午起，电视里就在预告说卡迪菲会在晚上的演出中摘掉头巾，所以观众们都想看个究竟。城里有很多的传言，有的说卡迪菲是在军方的强迫之下才这样做的，也有的说她不会登台演出。就连那些知道包头巾女孩、但从未听说过“卡迪菲”这个名字的人也在半天之内就认识了她。所以演出刚开始的时候，观众们很是失望，因为她虽然穿了件红色的衣服，可头上还是包着头巾，但在台上的表演却平淡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