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秀卿的娘，在家中把破烂东西归掇归掇，把衣裳铺盖也都拆洗干净，喜喜欢欢地去上工。田氏见她比前天来时更觉干净许多，自是喜欢。秀卿的娘，关于一切饮食，伺候得特别周到。不第田氏很满意，便是褚维宗也以为这个老婆子雇得太好了。秀卿的娘，除了工钱，每日买菜还能剩个角八七的，再说褚老爷也有时约来几位同寅230的打个小牌，零钱，隔几天总得一块多钱，所以秀卿的娘非常高兴，于做事上，更形细腻了。不过有一点可注意的地方，褚老爷虽然有几个朋友，总不见有太太们来。她知道，如今的太太是很阔绰的。假如今天来老爷，明天来太太，那零钱不更得的多了么？怎么这几位老爷竟不带太太来呢？她也曾于伺候酒饭时，向那几位老爷没话找话说，哪天同着太太来或是说请太太来，那几位来宾只是笑，不然就说以后一定来的，可是终不见来一荡。田氏也请过几次，总不见有位太太来。她对于这几位老爷，又都不甚投缘，不但对于这些人不投缘，便是对于褚维宗也有些讨厌了。好在结婚不多日，不便在辞色之间形容出来，但是她也不便231在家里陪着他们玩，她自然有她的去处，什么东安市场、中央公园等处，天天要去的。她有时教褚维宗同她一处游玩，维宗总不愿意与她同走，田氏未免说他些腐败话，说：“公母232俩，同走同游，是世界的公例，有什么不方便！”田氏虽然这样说，心里也有时利用他不一块走233，因为在公园或市场里，她近来很有点自由行动的勾当。她怕维宗疑惑他，每晚对于维宗，加了许多殷勤，乐得维宗要上天。他以为田氏对于他爱情深了，并且以为他这格局的住宅，多情的眷属，真不亚洞天福地极乐世界了。便是秀卿的母亲，也以为投着这样的主人，寻着这样的事由，实在是很幸福的了。她每日计算她的收入，由一月推到一年，由一年推到十年，她算计她于十年以后，能有二千余元的积蓄，她再托可靠的人放一点债，十年以后，更不知有多少利了。她又想她小儿子崇格，于十年以后，已是二十多岁的汉子，有宁先生替他维持，不但有了学问，而且一定有事做。“我积下的钱，给他娶个媳妇，置点产业，我就该养老了。”她如此一想，她觉得她的前途，非常有希望，她也不觉得做事苦，也不想已故的女儿了。她如今一意只预备她十年以后的事，她的本分、她的志向，实在是令人钦佩的。

伯雍自秀卿的娘得着这样一个相当的事情，他这几日很觉舒畅了，他以为虽然没给他娘儿两个寻得一个极有幸福的地方，但是他们也不至受罪。死鬼秀卿托付我一场，总算给她尽到心。以我这样一个没有实在能力的人，能够替一个老妇人、一个小孩子寻着这样的寄身所在，也算傻难为的了。在他娘儿两个没有栖止的时候，伯雍不第心里不踏实，仿佛肩上担着两件物事，总也放不下，连出门娱乐的心思都没有了。他必定给他们找着地位，仿佛才完了心事，才对得起长眠的秀卿。论理秀卿与伯雍并没什么特别关系，伯雍的境遇如何，她也不是不知道，便是伯雍真维持不了，或是松懈不为，难道还怕鬼责么？不过秀卿于临终时，特地把伯雍叫了去，托付一场，总算是个知己，绝不是利用。假使秀卿会利用人，她可以不死，而且也可以当一任一品的姨太太。皆因她不会利用人，所以才有那个结果。在伯雍也绝不多心她把困难的事情无端加在自己身上，反倒以为秀卿教他办这点为难的事情，意思是教他练习人类互助和社会服务的本分，所以他一定要替他们奔走去。如今幸喜娘儿两个都有了安身立命的所在，他卸了重担一般的舒服，也有了精神和子玖凤兮诸人去娱乐。子玖这几日又不到全乐部金宝那里去了，因为他已然达到目的，又到旁处胡闯去。伯雍虽然说他逛法不对，但是他的性质如此，也是改不过来的。

伯雍自到报馆，他每月总要回家一次，因为回家是例事，所以不会替他记述。但是他每次回家，都要使他发生一种不安的感情，并不是他家庭里有什么问题。他的家庭，实在是很完全的，不但他的父母是慈祥无比的人，便是兄弟姊妹，以及妯娌之间，也都彼此情感相通，没有各怀心志的。所以使他不高兴的，是他本处住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他家乡的人民，本来都没有恒产，全赖旗营生活。革命以后，旗营先不济了，并附近的村民，也大受了影响。伯雍回家一荡，总是看见穷人一天比一天多，早先很兴旺的村镇、很隆盛的旗营，眼看着凋敝衰残。好几百年的大槐树，原先是成行成列，一眼望不到边，如今都伐倒了，一株也不见。山上的树木，也都砍了，山林秀气，一点影子没有了。山上到处露出红色的黏土，仿佛生了遍体的疮瘢。那乾隆时代的建筑物，如同碉楼、教场、官衙，渐渐地都被穷民拆卖了。不第官有的东西都拆毁了，连村间私有的家屋，每一个月里，总要拆卖几十间。原先屋瓦鳞鳞，被多年的古槐和稠密的枣树隐蔽着，远远一望，碧森森的，真有点雄伟的气象。如今却不然了，到处都是破房基、碎瓦砾，仿佛才遭兵燹，又仿佛被了极大的火灾。其实这个地方，一次兵灾也不会受苦，只因为受了革命的影响，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不必待大兵和土匪来烧掠，那地方上的人民，为维持他们暂时的生命，不得不把多年的建筑物拆毁，来换几个钱。拆了公共的不算，还要拆自己的，都拆完了，依旧不能生活。历来的革命家，多半讲究破坏主义，究竟这“破坏”二字怎样讲，我直到如今怀疑。据我想，破坏绝对不是破坏有形的东西，可是到了实行的时候，便没分别了。譬如野蛮人，无论到什么时候，总要发挥他们野蛮性质。当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乘中国多事，闯入北京，把三山胜地全给烧了。他们的野蛮行为，在历史上终归不能消灭的。革命党倡为破坏之说，其实腐败政治，不曾破坏一二，反倒教会了无业的人民，恣行破坏手段。顶好的建筑物，而且是历史上纪念的东西，你要说这个不应当拆，拆毁了也卖不了几个钱，他们一定不听你的话。他们唯一的理由，便是饿。只这一个“饿”字，比土匪和大兵厉害得多。什么应保存的东西，也保存不了。大凡革命的国家，都是由破坏而建设的，但是破坏很容易，一句话便破坏了，可是再言建设，就不能那样容易。一百年二百年，不定建设得了建设不了，甚至有终归不能建筑的，所以我说革命家是以少数人之激烈思想，向全国人民生活范围以内，故意地开一个大玩笑。他们和赌局的赌棍一样精神，红不红自己并没有把握，不过孤注一掷，好坏尽凭天命。所以革命手段，无论如何，总带点野蛮和匪棍的臭味，所以我认定革命手段不是人类应当极端崇拜的思想，因为办理国家社会的事，实在有比革命手段胜强百倍的。何况这种手段，最危险的毛病，无非叫人民都陷于破产的悲境，不得不向野蛮境域退化了去。于人类福祉和古物的保存上，实在有至大的关系。伯雍所以每次回家，总有些不快之感，实在因为目击这样凋敝的惨象，使他忍不住唏嘘，禁不得浩叹，尤觉令他感慨不置的，有许多大田园、大茔地，旧主人都衰败了，所易的新主，尽是军阀中人。这一点，更使人不能忘革命家的厚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