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初中和政治 明天不上学

穆斯塔法：第二年秋天，麦夫鲁特上初二，他还羞于在街上喊“卖酸奶”，但已经习惯用扁担挑酸奶和钵扎罐了。下午，像我关照的那样，他独自一人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比如挑着空罐从贝伊奥卢后街上的一家餐馆去锡尔凯吉的仓库，在仓库装满酸奶，或者在维法买好钵扎，挑回贝伊奥卢那家满是油烟和洋葱味的拉希姆餐馆，然后回到库尔泰佩。晚上我回到家，如果发现麦夫鲁特还在做功课，我就说：“真棒！照这样下去，你将是咱们村的第一个教授。”如果已做好功课，他会说：“爸爸，我现在背给你听。”他两眼看着天花板开始背诵课文。遇到卡壳时，他把目光转向我。我说：“孩子，别指望你的文盲爸爸来帮你，你背诵的课文没写在我脸上。”初二时，他对学校和小贩这个营生都还满怀热情，有的晚上他说：“我和你一起去卖钵扎，明天不上学！”我不吭声。有些日子他说：“明天有课，放学后我直接回家。”

就像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多数学生那样，麦夫鲁特对他的校外生活也守口如瓶，甚至和自己一样当小贩的同学也不分享放学后所做的一切。有时，看见一个同学在街上和他爸爸一起卖酸奶，他会视而不见，第二天在班上碰到也装作若无其事。但他会仔细观察那个孩子是怎么上课的，是否可以在课堂上看出他是个小贩。他还会问自己，那孩子日后将成为怎样一个人，会做什么。班里有个来自霍裕克地区的同学，跟爸爸驾着马车挨家挨户收购旧报纸、空瓶子和空锡罐。麦夫鲁特年末在塔尔拉巴什和他不期而遇，于是对他也产生了兴趣。有一天，麦夫鲁特发现，那个神情恍惚、上课总看着窗外的孩子，初二开学四个月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来过学校。而对于他和他的消失，甚至一次都没有人说起。与此同时，麦夫鲁特知道，就像所有那些在初中找到工作或去当学徒而离开学校的同学一样，那个孩子也将很快被自己永远忘记。

年轻的英语老师娜兹勒，皮肤白净，有一双大大的绿眼睛，穿一件印有绿叶图案的校服。麦夫鲁特知道她来自另一个世界，为了接近她，他想当班长。课堂上，当老师说话不管用，又因惧怕反击而不敢用手或者尺子打学生时，班长就可以拳打脚踢胁迫那些混混听话。像娜兹勒老师那样对无纪律和嘈杂束手无策的女老师，迫切需要这项服务，而提供这项服务的人选则多来自后排的学生。有些人以帮助女老师为由，上课时自己站起来，用打后颈、拽耳朵的方式，把破坏课堂安宁的同学拉回正道。这些志愿者为了让娜兹勒老师注意到他们的义举，在往调皮同学的后背施以重拳之前，先高声嚷道，“你倒是好好听课啊！”或者“我让你不尊重老师！”如果麦夫鲁特发现，娜兹勒老师对此类服务颇为满意，即便她没朝后排看一眼，他也会愤怒和嫉妒。他想，如果自己被娜兹勒老师选为班长，为了让调皮同学安静，他都无需使用武力，仅仅因为他是个来自一夜屋街区的穷孩子，那些懒虫和混混也会听话的。遗憾的是，校外的政局，让麦夫鲁特的这些校内政治梦想破灭了。

1971年3月发生了军事政变，时任总理德米雷尔被迫辞职。革命组织抢劫银行、劫持绑架外交官，国家也三天两头宣布实施戒严和宵禁，军人和警察不断地挨家挨户搜查，城市的墙壁上贴满了通缉犯和嫌疑犯的照片，人行道上的书摊也被取缔了。这些对于街头小贩来说都不是好消息。麦夫鲁特的爸爸诅咒那些“导致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人”。然而成千上万的人被扔进监狱备受折磨之后，对于小贩和毫无顾忌做生意的人来说，情况并未有所改善。

军人们把伊斯坦布尔的所有人行道、他们认为脏乱无序的每个地方（其实整个城市都是那样的）、高大的枫树树干、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墙壁，全都用石灰水涂成了白色，俨然把城市变成了一座军营。私人小公共随便停车载客被禁止了，小贩们也被禁止进入大广场和大街、有水池的体面公园、轮船和火车。警察带着记者突击搜查由著名恶霸把持的半地下赌场、妓院，以及贩卖欧洲烟酒的走私贩仓库。

军事政变后，“骨骸”免去了左派教师的行政职务。这样，娜兹勒老师也就没可能选麦夫鲁特当班长了。有时她也不来上课，据说她的丈夫被通缉了。所有人都被广播和电视里关于秩序、纪律和整洁的词句感染了。校园墙壁上、厕所门上、写在隐蔽处的政治口号以及淫秽的俗语，关于老师的形形色色下流故事和淫秽图画（“骨骸”和梅拉哈特在一幅画上交配），全被涂上颜料遮盖了。跟老师造反、调皮捣蛋、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或者让每节课都沦为政治辩论和宣传的激进学生都变老实了。校长和“骨骸”为了在升旗仪式上让所有人齐唱《独立进行曲》，在阿塔图尔克塑像的两旁，各安放了一个用于宣礼塔的扩音器。然而，扩音器除了给不和谐的大合唱增添一种新的金属声音，没有产生任何别的效果。而且，扩音器的尖啸淹没了所有声音，于是唱国歌的人便更少了。历史老师拉美西斯在课堂上，也更多地谈到血腥的胜利、国旗的红色来自鲜血、土耳其人的血液有别于其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