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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那一刻，我脑中考量的是，尽快在伊斯坦堡找到嘉娜的机率有多大。我要以甜言蜜语哄她回到这幢宅子，从此我俩将在这座反大阴谋的重镇，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回到迷人的妻子身边之前，”妙医师以法国翻译小说的调调说道：“把那件紫色外套脱掉，好吗？你穿着看起来像个杀手，不像英雄好汉。”

我立刻坐上回伊斯坦堡的巴士。母亲开门时，晨祷已经开始，我没对她解释关于自己一直追寻的黄金国度，也没提到她如天使般可爱的儿媳妇。

“你不可以再这样离开母亲了！”她说，然后去打开瓦斯热水器，在浴室里放热水。

我们就像过去一样，静静地吃早餐，只母子两个。我了解我妈，她就像那些儿子被卷入政治与基本教义派洪流的母亲一样，总是一声不吭；她认为我被内陆地区的磁力给吸走了，如果开口问我原委，我的答案会吓坏她。当母亲敏捷又灵巧的手在红醋栗果酱旁停了半晌时，我在她的手背上看见点点泪痕，让我觉得自己又回到原来的旧世界了。我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过日子吗？

用过早餐，我坐在书桌前望着那本书大半天，书本还放在原处摊开着。但我这种“看”法，不能称作“读书”，应该更像回想，或是受苦……。

母亲过来和我说话时，我正打算出门找嘉娜。

“对我发誓，天黑以前你会回来。”

我做到了。接下来整整两个月，每天早上我离家时就发誓，但嘉娜音讯杳然。我去了尼尚坦石，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街上，在她父母门前等候，按了门铃；我过了好多座桥，搭了好多趟渡轮，看了好多场电影，打了好多通电话，却得不到答案。我说服自己，十月底开学时说不定她会在塔斯奇斯拉馆现身，但她没来上学。我在那栋教室大楼的走廊走一整天，有时上课看见酷似她的身影经过靠走廊的窗边，便冲出教室拔腿狂奔；有时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有时失神地望着人行道与街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人潮。

在人们打开空调暖气、点燃壁炉的第一天，我带着精心构思的剧本壮胆，按下我“失踪同学”父母家的门铃，低声下气地对他们说自己努力准备、钜细靡遗的烂台词。他们不仅没有提供我嘉娜的下落，也没告诉我可能在哪里找到她。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二度造访他们，公寓内的彩色电视机里正流洩着精采足球赛的影像。我推敲，他们企图探我的底。他们询问我到底有何动机，告诉我其实他们知道不少，但不会说出去。我走投无路，凭着电话簿里的名字找到她的亲戚，希望探得一些讯息。与她那些脾气火爆的叔叔、追根究柢的姑妈、口风很紧的佣人、拖着鼻涕的侄子和侄女对话后，我从他们口中得到的唯一结论是，嘉娜在大学念建筑。

至于嘉娜的建筑系同学，长久以来就对自己天马行空编造出来的嘉娜传奇，以及穆罕默德在小型巴士站被枪杀的八卦，深信不疑。听他们说，穆罕默德之所以挨枪，是因为卖兴奋剂的毒贩正在他打工的饭店分赃；另外还听到耳语，说他无法自拔地成为狂热的基本教义派。有人说，嘉娜被送到欧洲某处就学，有些心机重的上流社会家庭经常把爱错郎的女儿送出国避风头，但是据我向注册组调查的结果，证明根本不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我甚至没有对别人谈起这段经年累月、窥视刺探消息的精采过程，也没跟外人提起我足以和杀手匹敌的冷血心机，以及某个倒楣鬼心中残存的美丽幻想。基本上，嘉娜芳踪成谜，我无从得知她的音讯，也追踪不到她的下落。我修了缺课一学期的课程，然后又完成另一门学科。我没有再和妙医师或他的手下联系，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还忙着杀人。和嘉娜一样，他们都在我的美梦与梦魇中消失。接下来，夏天到了；然后秋天来临，下学年展开，我顺利完成课业，再下一个学年也是如此。接着，我去服兵役。

退伍前两个月，我接获母亲过世的消息。我获准休假回伊斯坦堡，以便赶上丧礼。母亲火化了。借宿朋友家几晚之后，我回到家，感觉一片空虚。当我望着厨房里吊挂的锅碗瓢盆，听见冰箱哀伤的叹息，它以惯常的哼嗯低喃流露哀悼之意。我被孤单地留在这个世间。我躺在母亲的床上，落下几滴眼泪，接着打开电视，像母亲一样，抱着寻乐和认命的心情坐在电视对面，一看就是大半天。入睡前，我从藏书处取出那本书，放在桌上开始读着，希望它带来第一次阅读时我感受到的同样震撼。尽管这一次，没能领会到书中散发的光芒照耀在脸上，或是感觉自己的身子从椅子上抽离，但我体会到内心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