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 一个年轻的法提赫[1]在伊斯坦布尔

“欧洲，对我们来说，从此以后将仅仅是一个……一个目标！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榜样。”萨伊特先生在餐车里随着列车的摇晃快快地说道,“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自尊放到一边。我一直在说：国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世界也不是原来的世界了！20世纪的一半快要过去了……1936年2月……离1950年还有几年？来，让我们来喝酒，喝酒，把我们的自尊放到一边，让我们融入共和国，融入欧洲……但是您怎么一点也没喝！”

奥马尔也想跟着说点什么。他想：“1936年2月！我在回伊斯坦布尔的路上……”

萨伊特先生说：“不，不，您不用说什么。我理解您，肯定是有一个人在等着您。您走神了。我理解，我理解！”他像一个可亲的叔叔那样慈祥地笑了笑。

奥马尔说：“不，没人等我！”他把手中的葡萄酒杯举到萨伊特先生握着的酒瓶前说：“您说得对，我还一点也没喝，但是现在我要开喝了！”

萨伊特先生说：“女士们也喝，趁我们还没到土耳其……”

这是对文化、时间和不断变化着的生活，也是对土耳其——在隆隆的火车声中离它越来越近的、我们亲爱和悲哀的祖国，开的一个玩笑。饭桌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谈笑着诸如此类的话题。萨伊特先生和大家一起笑过之后，开始和他的妻子开起了玩笑，他说阿提耶女士只有在国外才能舒心地喝酒。接着，萨伊特的妹妹也开起了哥哥的玩笑，她说萨伊特先生每次去法国，都会改变对葡萄酒和拉克酒[2]的想法。

萨伊特先生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对妹妹说：“拉克酒没什么可争论的！”他看了看奥马尔接着说：“拉克是男人的酒！”

这次，大家都没有笑。但萨伊特先生因为可以和奥马尔分享作为男人的快乐而满意地笑了笑。

奥马尔和他们是昨天在餐车上认识的。萨伊特先生很抱歉地告诉他，他们没能找到空座位，问他是否可以允许他们和他坐在一起。一番客套话之后，他们告诉他为什么要去巴黎，那是因为萨伊特先生每年要和妻子去欧洲游玩一趟，而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习惯。今年他们还带上了刚刚和丈夫离婚的妹妹。奥马尔告诉他们，自己是从伦敦回来途中经过巴黎的，他在伦敦读了四年的建筑工程。

阿提耶女士说：“但是我们在妇女权利方面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前面。”

萨伊特先生说：“对，这个很重要！这就是共和国……”他用和他的脸不相称的一个顽皮孩子的表情说：“但是最终，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女人的任务都是一样的。”

一阵寂静。

后来，阿提耶女士像是对丈夫的这种大男子主义感到害羞似的说：“萨伊特先生是这么想的。”突然她两眼放光，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照片，微笑着把它们递给了奥马尔，她说：“您看，这就是我那甜蜜的任务！”

奥马尔接过照片，他看到照片上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小男孩一只手扶在椅背上，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着。

他没话找话地问道：“几岁了？”

阿提耶女士说：“再过一星期就四岁了。他是1932年3月份出生的。”

奥马尔想：“我在外面也待了四年！”他听着窗外火车发出的隆隆声，跟着火车摇晃着。“四年了，我没有回一次土耳其。我逃到了欧洲。我要读博士的，但是我只拿到了高级工程师的文凭，我到处玩，花父母留下的钱……现在我回来了……现在，1936年2月，我要回来像姨妈期望的那样投入生活。”

“您刚才看的那张照片是孩子一岁时拍的。我们把摄影师叫到了泰什维奇耶的家里去了。”

照片上孩子在母亲怀里，手搭在阿提耶女士肩上的萨伊特先生微微向前倾着身子，他的样子更像是一个处处护着妹妹的哥哥。第三张照片肯定是在照相馆拍的，因为夫妻俩的脸上都有同样僵硬的微笑，而怀里抱着的孩子则是一副要哭的模样。

奥马尔明白此时他应该说些什么，他说：“孩子很可爱。”

阿提耶女士激动地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然后，她从奥马尔手中接过照片满怀欣喜地仔细看起来，萨伊特先生也把头凑了过去。夫妻俩可能是想从照片上找到他们让奥马尔说的那个“可爱”的地方。

奥马尔想：“我为什么要回伊斯坦布尔？为了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是为了挣更多的钱……是为了这些吗？”尽管他们还没有进入土耳其，但是，好像从那刻起，他已经闻到了忧郁和小家庭幸福的味道。突然，他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说：“我还要喝。”

萨伊特先生笑着说：“你喝，你喝！你还年轻，现在不喝等到什么时候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