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的野心家佛斯托·佩纳收到一张汇票（数额很小）、一个教训以及一个提议

我难过地发现：即使最聪明的头脑也难以抵抗自负与妒意：我无法掩饰这伤感的现实，因为我本人对此深有体会。对于狡诈无耻的嫉妒和无知愚笨的自负，我是头号受害者。由于我有幸被伟大的莱文森看中，与他签署了（口头）协议来调查阿尔杉茹的生平，我的同行便肆意攻击我，诋毁我和安娜·梅尔塞德斯，往我身上泼污水，令我窒息于谣言的泥沼中。

我已经说起过那些政治阴谋与下流伎俩。他们把我形容成美帝国主义文化的狂热追随者，将我与左派对立起来（不过这一点在当下也不无好处），阻止我进入核心领域追逐功名——这正是我想做的，但需要有贵人提携、大力宣传。因此，我之所以不在这种公开场合宣扬我不可动摇的决心，是因为我是一名学者，而不是想要找麻烦进监狱的疯子或者冒险家。因此，我更喜欢用诗歌作战，用我自己极端难懂但又极端激进的诗歌作为武器，它战无不胜。

别以为卑鄙小人仅限于左派，其他人也不少，所有报纸都将我拒之门外。我曾是《城市报》的撰稿人，没拿过一分钱，谁敢向泽济尼奥博士讨要报酬呢，就因为在他的报纸上刊登了几首诗？他没想起来向我们讨要版面费与宣传费，我和其他几位诗人已经很开心了。每周日，我都会出现在亲爱的《城市报》上，它的页面就是文化最好的庇护所和宣传地：正是在依靠它，我们才有了庆祝佩德罗·阿尔杉茹百年诞辰的伟大运动。在这个辉煌机构的增刊上，我和基努·巴戴尔一直负责着《青年诗人专栏》——实际上活都是我干的，我们一起分享荣耀和女诗人。

我不仅是一名富有经验的诗人与批评家、《城市报》的撰稿人，现在更多了社会学家的荣耀，“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动研究”（这句话是希尔维尼奥说的，在他热情洋溢的专栏中，用“彩虹般的文字，天使般的宝石”形容我）。正因为如此，一听说举办这项庆祝活动的消息，我就来到了这家颇具竞争力的晨报编辑部。

拜托你们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告诉我：还有谁比我更适合负责这件事？我是这位哥伦比亚大学专家的直接助理，某种意义上的委托人，是他选择了我。为了调查这位不朽的巴伊亚人，他选择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他不仅委托我做这件事，而且支付了报酬。报酬——请允许我用黑体书写这神圣的词语。我要把这个词扔到那群嫉妒自负的癞蛤蟆饥渴的脸上：他们哪个人拿到过慷慨大方的报酬，哪个人因为完成了一项严肃的工作，得到过外国专家的报酬，美元支付的报酬？他们靠大学政府的施舍度日，平时叫得很欢，一说到钱就温顺地像只绵羊。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你们告诉我，为了这一点小钱和还不错的声誉，谁最适合与值得称赞的《城市报》合作，负责这项值得称赞的活动？毕竟佩德罗·阿尔杉茹这块土地是我耕作的，是我的种植园。

你们不会相信，我竟然被他们扫地出门。那些无耻之徒在我和泽济尼奥博士之间设立了各种障碍。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所做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得到的只有无耻的拒绝。赞助商是三个有权势的无赖。他们不耐烦地听我讲完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中一个人听我讲完，便用空头支票打发了我。“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尊敬的先生。不过，在活动过程中，也许能给你个机会，做个采访或者报道。”既然如此，明智的我根本没提负责人的事儿；只说想为此做点贡献。

我回来了，但没有轻易认输。我带了一些材料给他们看，成功地将他们全部召集起来。他们愿意为这些文件支付一点可怜的小钱，却不愿在这场宣传盛宴上给我留个位置。

我决定抢先一步，同他们竞争，便寻求其他报纸。安娜·梅尔塞德斯试图帮我在她所在的《晨报》找机会，却一点用也没有：出版业的大佬们在公共问题上联手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

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再回到《城市报》，接受虽不体面却是唯一的提议——将我最好的资料贱卖出去。我以绝望者特有的勇气敲打泽济尼奥博士的门，这位大老板耐心地听我讲话。然而，当我拿出我的笔记，他却差点暴怒起来。“这正是我不想要的：对于这位精神高尚的伟人，这简直是一种亵渎。这是在丑化、贬低阿尔杉茹的形象。我不同意！倘若我们要买这篇危言耸听、刻意污蔑的文字，正是为了剔除它，以免有人用它损害佩德罗·阿尔杉茹的形象。我亲爱的佛斯托，想想学校里的孩子。”

我想了想学校里的孩子，用自己的沉默换了几枚硬币。泽济尼奥博士还有点激动，补充说：“不止一个伴侣，太无耻了！他甚至没结婚！我亲爱的诗人，记住这个教训：一个伟人必须遵循道德，如果他不小心堕落了，我们也要重塑他的完美形象。伟人是国家的瑰宝，是后世的典范：我们要将他们供奉在美德与天才的神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