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回答（第8/11页）

有一次，他几天都不见人影，朋友们发现之后乱作一团。他们找了又找，找遍了所有地方，却一无所获：他到底去哪儿了？自从他离开了海边的阁楼，离开了那三十年的居所，就再也没有固定的过夜之地。每个月的床与卧室都不一样，全凭上帝的安排。终于，埃斯特发现了他。埃斯特是上玛西埃尔街区的一家妓院老板，是个令人尊敬的老鸨，也是阿尔杉茹在圣殿的小女儿。她还是个端茶送水的小姑娘时，就已经开始供奉神祇了。那时候，玛耶·巴散妈妈几乎已经不能行走，奥茹欧巴帮了她很大的忙，引领圣女之船抵达奥伦科的安全港口，这一天也就是“圣名节”[13]。轮到为埃斯特剃头时，玛耶·巴散一点力气也没有，便借助奥茹欧巴的手，将折刀递给了他。

那地方肮脏得就像猪圈，没有床，没有床垫，只有一条旧毯子、一张破布片，还有一箱书——如此悲惨的境遇，埃斯特从没见到过——阿尔杉茹发着高烧，还说不要紧，只是有点着凉了。医生开始诊断为肺炎，开了口服与注射药品，要求马上把病人带走。我决不去医院，阿尔杉茹表示反对，决不踏进医院半步。穷人进医院，就相当于死了。医生耸耸肩，随便去一个基督徒能生存的地方吧，绝不能留在这个潮湿的洞穴里，这儿连老鼠都活不下去。

在埃斯特妓院的最里面，有一间留给服务生的房间。服务生负责给顾客端送啤酒、苦艾酒、白兰地，维持秩序，保护妓女。如此多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大蚂蚁”马里奥。他是一个强壮的红头发混血儿，也是一个模范家庭的父亲，跟妻子儿子住在一起。小房间因此空置下来。妓院的房间，不适合奥茹欧巴爸爸，但是埃斯特没有其他办法，因为这位固执的老头儿不允许提医院。

埃斯特妓院深处的房间极其窄小。在那里，阿尔杉茹快乐地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他换过不少工作——已经不算工作，只是零活——他度过了自己的七十岁生日，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在年满七十一岁之前，战争开始了，这也成为了他唯一的职业，占据了他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与每一分钟。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妓院到市场，从集市到店铺，从作坊到圣殿，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街上，他都积极辩论、斗志昂扬。他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深陷其中，遭到了危机，致命的危机。

他，平民中的平民，成为了士兵与司令。他深谙谋略战术，设计推行了多场战役。当所有人都丧失信心、认罪投降的时候，他承担了指挥的重担，率领着一队由混血儿、犹太人、黑人、阿拉伯人、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启程抗击纳粹军团。来吧，我的好人，让我们战胜这肮脏的恶行，这肆意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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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成年累月的走路送信，老头子还能跟随游行队伍，从坎普格朗德出发，一直到主教堂广场。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周年示威活动在盛大的集会中结束。为了能够承受这次跋涉，他在已经破损的鞋掌里面垫上纸片，并且已经不再掩饰外套的污渍与裤子的破洞。

反法西斯队伍集结了成千上万名示威者，一家报纸称有两万五千人参加，另一家说有三万人。学生、知识分子、工人、政客、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参与了游行。在火把的照耀下——这些火把是由巴西石油点燃的，而官方却否认巴西石油的存在，许多人因为肯定巴西有石油而吃了官司，进了监狱——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缓慢前行，人群不断重复着口号，高喊“万岁”或者“去死”。

协约国的旗帜、海报、横幅、反纳粹法西斯战争领袖的巨幅画像。在队伍的最前方，“医学联盟”的领导成员扛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肖像。在抬着这种圣像的人里面，阿尔杉茹认出了弗拉加·奈托老师：他那高高扬起的头颅、富有争议的山羊胡，还有红色的小胡子。他是最早违反警察禁令在公共广场要求派巴西部队参战的人之一。

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画像后面，在疯狂的欢呼中，是戴高乐与瓦加斯的画像。这场游行主要有两个诉求。首先，要求立即组成一支远征军，将巴西对轴心国的宣战由单纯的象征变成确切的现实。其次，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勘探巴西石油，已经证实在雷孔加夫发现了石油。同时也有要求赦免政治犯的呼声。至于自由，在游行与集会中，人民已经在事实上得到了它。这位衣衫褴褛、脚步缓慢的老人并没有错过示威演讲，有几名演讲者深得他的偏爱。他能够区分每个人的政治阵营，如今，所有人都在抗战胜利的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