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回答(第9/11页)

在圣佩德罗的理工学院门前,游行队伍做了短暂停留。从二楼的一扇窗子中,传出对纳粹集权与种族主义罪行的厉声控诉,伴随着对民主战士与社会主义的赞扬。每一句话都能获得喝彩。老人吃力地爬上一张凳子,想要更好地看清楚演讲者。这是他最喜欢的演讲者之一,名叫费尔南多·德·桑塔纳,是工程专业的学生,也是学生运动的绝对领袖。他的声音饱满,词句丰富。他是个瘦削的混血儿,肤色与塔代乌一样。许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老人曾听见学生塔代乌站在同一个窗口,要求巴西参战、抗击日耳曼军国主义。尽管他费尽口舌支持法国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影响。然而,塔代乌的演讲却使他非常感动,他看到了男孩儿的智慧、准确的话语与清晰的逻辑。几天之前,他在报纸上看到,作为“巴伊亚最天才的城市规划设计师”,塔代乌·坎尼奥托工程师被任命为首都公共工程书记。高梅斯一家搬到了里约热内卢,为了照顾他们好不容易才出生的小孙子。究竟是露在法国的治疗起了作用,还是艾米丽娅太太在巴伊亚对圣主邦芬的承诺呢?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老人贪婪地听着年轻学生的每一个词句,聆听充满激情的混血儿指责种族主义,在冲动鲁莽的年轻人身上看到模糊的未来。他从凳子上下来:他是这场战役的老兵了,他战斗了许多年,他的一生都消耗在战壕里。

游行队伍又在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广场停了下来。由于人数众多,一部分人只好站在巴洛克尼亚、蒙丹尼亚或者圣本笃斜坡上。在那里,在斜坡中央,步伐迟缓的老人看到少校站在献给诗人的雕塑底座上,伸着食指。老人只能听到欢呼声,演讲者的话语到不了他那儿。也不需要:那些话他都知道,从术语到句子,从夸张的形容词到那些设问句,噢!人民,巴伊亚人民!他的小男孩达米昂,站在雕像的小台阶上,他是人民的律师,在全城各处奔波,为穷人主持正义,给身陷囹圄的人以希望,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他那时已经有些兴奋,肚子里有不少烧酒,即便如此,他依然清醒出色,从没有人能把他灌醉。其他的演讲者,每一个都代表着这个或那个机构、阵营、公会、阶级、团体、受到迫害的秘密党派。只有少校在为人民说话。他站在雕塑的小台阶上,几乎与街道在同一高度。

游行队伍像一条巨大的蟒蛇,沿着智利街向上走去。政府大楼门前,联邦专员向群众挥手致意。在市政厅,路易斯·罗杰里奥教授向民众致辞:胜利属于我们!老人记起了他,那时他还很年轻,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参加了那场种族主义教授的象征性葬礼;在耶稣广场上,他发表演说,抗议辞退这名杂役。

在主教堂广场,在旗帜飞舞的露台上,举行了盛大的闭幕仪式。老人在拥挤的人群中向里走,请大家让他过去,如果有人恰好认出他,就会为他让路。他得以靠近露台。一个年轻高挑、面容英俊的直发混血儿声音低沉,正代表“反法西斯医学联盟”发言。他是迪瓦尔多·米兰达博士。那时他刚刚毕业,老人之前并不认识他。但是在1943年9月1日那天,这个小伙子回忆起遗忘的往事,将阴影幻象重新翻了出来。他提起某个法律提案的研究,提案的作者是医学院教授阿尔格鲁·德·阿拉乌茹,按照这位教授的说法,巴西混血儿应当隔离在国内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区域,而那些没有因气候疾病而暴毙的人,则应该流放非洲。这项提案无果而终,只引发了嘲笑与愤慨。等到希特勒在德国当权,宣布开启种族主义时代,这位教授还活着,他写了一篇呓语般的文章《上帝的使者》,向希特勒致意。上帝的使者要彻底消灭黑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与混血儿,根除肮脏的种族融合,将他的屠杀提案变成法律。

在广场上,老人赞叹着如此英俊潇洒、血气方刚的男孩儿,想起了三十五年前的一次对话。那时侯,他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阿尔格鲁教授在医学院走廊拦住了他。“这就是一个毒瘤,必须连根拔起。手术治疗虽然残酷,但是有益且必要的。”阿尔杉茹就像讲台上的男孩儿一样年轻气盛,板起脸来问他:“把我们都杀死,一个接着一个,教授先生?”狂热的褐色光芒,在教授的眼睛里燃烧着。他宣布了这无情残酷的惩罚:“把他们都消灭,一个只有雅利安人,只有上等人的世界,只留下必要的奴隶去干下等活计。”一个天才、一位领袖、一名上帝的使者从他手中接过这震撼的想法,一位常胜的战神来完成这至高无上的使命:将犹太人、阿拉伯人与黄种人从世界上清除出去,将“玷污了我们的非洲渣滓”从巴西清扫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