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名不详 （1962）（第2/2页）

您觉得写作《洛丽塔》的电影剧本困难吗？

最困难的是准备去冒险，即决定接下这个苦差事。1959年，我受哈里斯和库布里克的邀请来到好莱坞，但在和他们商谈几次之后，我决定不干了。一年后，在瑞士的卢加诺，我接到他们劝我重新考虑的一封电报。其时，电影剧本的框架在我的想象中已大致形成，所以说真的，我很高兴他们再次提出邀请。我又来到好莱坞，在蓝花楹树下，我花了六个月写这个电影剧本。将一部小说改写成一部电影剧本，犹如给一幅早就完成并已镶框的油画画一组素描。我构思了新的场景和对话，全力打造一部我能接受的电影《洛丽塔》。我知道，如果我不去写这部电影剧本，也会有别的什么人来写；我同样知道，如此制造出来的成品至多只是不同理解的碰撞物，而不是皆大欢喜的宝贝。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它可能是透过蚊帐所见的一片美妙的晨雾，或者像是救护车中那个躺着的乘客在风景路段所感到的弯弯曲曲。在写作电影剧本的过程中，我和库布里克有过七八次的交往，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艺术家，也是基于这种印象，我希望6月13日在纽约能看到一部可信的《洛丽塔》。

您眼下在做什么？

我在看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英译本的校样，这是一部诗体小说。我的译本附有很多评注，将由波林根基金会出版，精美的四卷本，每卷有五百多页。

您能描述一下这项工作吗？

在康奈尔和其他地方教文学的那些年里，我要求学生具有科学的激情和诗歌的耐心。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我看重细节胜过概括、意象胜过理念、含混的事实胜过清晰的象征、意外发现的野果胜过人工合成的果酱。

所以，你保存了这种野果？

是的。我的好恶影响了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长达十年的翻译。要将它的五千五百行诗句译成英语，我必须在韵味和义理之间作取舍，我选择了义理。我的雄心只是想提供一种逐字逐句的直译，加上丰富详尽的注释，注释的篇幅远远超过了长诗本身。只有意译的文本才“好读”；我的译本不好读；我的翻译是可靠的、笨拙的、沉重的、奴隶一般忠诚的。对每一节诗我写了好几条注释，全诗加上变体有四百多诗节。译本的评注部分包括对原有旋律的讨论和对长诗的精细分析。

你喜欢被采访吗？

嗯，就一个主题——自己——侃侃而谈是一种无须轻视的快感。但其结果有时令人难堪。最近，巴黎报纸《天真汉》让我在一种白痴般的情景中胡言乱语。然而，我也经常遇到相当“费厄泼赖”的对待。《君子》杂志就全文登出我对一篇错误百出的采访报道的更正。八卦作者往往不得要领，他们很容易对工作漫不经心。伦纳德·里昂斯要我解释为什么我让妻子去处理电影交易的事情，还加上一句荒唐无聊的话：“能对付屠夫就能对付制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