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罪犯

还来得及。我看一眼手腕上的潜水表。现在是黄昏。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将在凌晨之前抵达火星旅馆。巨大的落日正在缓缓地沉入地平线。沙漠被染成一望无际的橙红色——简直就像回到了火星。我咬咬牙，忍住叹息，猛踩吉普车的油门。

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六万年才举行一次的party。

在无边的夜幕中，你老远就能看见火星旅馆。它建在沙漠中央，体积庞大，外形酷似一座通体发光的圆锥形火山，异常醒目。三百六十度的锥体表面布满洞穴般的窗口。停好车，我迫不及待地直奔旅馆大堂。时间不多了。

大堂空旷，明亮，寂静。仿佛埃及法老的地下陵墓。服务台里只有一位半老的老头，身穿合体的黑色燕尾服，头发往后梳。我向其出示了证件。他微微一笑，朝侧面的电梯做出请的手势。您来的正是时候，他说，大家都在楼顶。

然后——自然——电梯间。再然后，必须穿越一条因为笔直而更显得漫长的走廊。强烈的音乐声像从远方涌来的海啸那样一步步逼近。转个弯，走进一扇山洞洞口似的入口。豁然开朗。空间足有好几个古罗马斗兽场那么大，被特意布置成火星上的模样。崎岖不平的锈红色岩石，寒冷的沙漠，昏暗的光线。天文台般的拱形玻璃屋顶下，若干架硕大无比的高倍专业天文望远镜排成一列，像触手一样指向星空。

至少有上千人在随着音乐跳舞。离奇的电子乐，离奇的舞步。在具有浓郁Lo-Fi感的厚重鼓点的衬托下，诡异的电气声响和扭曲的人声无所顾忌地肆意切换。合成器脉冲的噪音混合着如同重磅炸弹的电子乐节奏，组成排山倒海的气浪，火山爆发般喷射而出。

是他们，我想。当然是他们。只能是他们：火星老鼠。一支德国后现代电子乐队，一帮生于70年代的不那么年轻的年轻人。瞧，他们正站在一座略微隆起的地台上。规模更壮大了。除了核心人物约翰·圣·沃纳，安迪·托马和杜杜·尼基，还有十多个叫不出名字的乐手，他们各自摆弄着鼓吉他贝司钢琴小提琴合成器，或者自己的喉咙——用各种反传统的怪异方式。他们就像一台疯狂冷漠的绞肉机，把摇滚乐绞得支离破碎。

我加入跳舞的人群。不过与其说这是跳舞，不如说是某种随心所欲的蠕动。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地沉醉其中。听得出来，乐队演奏的是他们2001年的专辑《意识形态》。我有那张CD，就放在书架第二排的最右边。黑色贴膜的封套上被挖出两只咸蛋超人的空白眼睛，典型的火星式幽默：冷酷的嬉皮。粗暴的游戏。冰冻的温情。无因之果。无果之因。地球人称之为后现代或后摇滚。管它呢，反正都跟我们无关。

归根结底，地球这座星球——以及这座星球上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无关。战争也好，艺术也好，环境污染也好，意识形态也好，什么也好。因为——不管你信不信——我们是火星人。更确切地说，我们是被放逐到此的火星罪犯。地球是我们的监狱。作为惩罚，我们必须与无耻的地球人生活在一起。

没有比这更残酷的刑罚了。

我们就像撒落的沙粒，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其中百分之五十成了精神病院病人，剩下的一半则成了永远默默无闻的另类艺术家。比如火星老鼠。比如我。

不知不觉中，每架望远镜前都已排起一条长龙。轮到我时，他们正在演奏那首《双手捕蝶》。旋律柔缓得恍若童年时奇妙的梦魇。我把脸紧紧贴在望远镜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镜中红色的星球。红色的故乡。

2003年8月27日，火星大冲。地球与火星间距离为六万年来最近。5 576万公里，那就是我与我所爱的那个世界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