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父子

老马的祖籍在四川东部，第一年恢复高考老马就进京读书了。后来老马在北京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但是老马坚持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一口川腔挂在嘴上。和大部分固执的人一样，他们坚信只有自己的方言才是语言的正确形式，所以老马不喜欢北京人过重的卷舌音，老马在许多场合批评北京人，认为他们没有好好说中国话，“把舌头窝在嘴里做啥子么？”

老马的儿子马多不说四川话。马多的说话乃至发音都是老马启蒙的，四川话说得不错。可是马多一进幼儿园就学会用首都人的行腔吐字归音了，透出一股含混和不负责任的腔调。语言即人。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纯正的四川娃子。老马对这一点很失望。这个小龟儿。

马多这个名字你可以知道老马是个足球迷。老马痴迷足球。痴迷那个用左脚运球的阿根廷天才马拉多纳。老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绿色草皮上的一代天骄，盘带一只足球，在地球的表面上霸道纵横。但是马多只是马多，不是马拉多纳。马多只是他们班上的主力前锋，到了校队就只能踢替补了。然而老马不失望。马拉多纳是上帝的奢侈品，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儿子成不了马拉多纳而失望。

老马这些年一直和儿子过，他的妻子在三年之前就做了别人的新娘了。离婚的时候老马什么都没要，只要了儿子。那时候马多正是一个十岁的少年，而老马的妻子都三十四岁了。妻子不服老，都三十四岁了还红杏枝头春意闹。老马在第二年的春天特意到植物园看了一回红杏树。红杏枝头，多么危险的地方。妻子硬是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老马记得妻子和自己摊牌时的样子，她倚在卫生间的门框上，十分突兀地点了一根烟，骆驼牌，散发出混合型烤烟的呛人气味。妻子猛吸了一口，对老马说：“我要离。”妻子没有说“我要离婚”，而是说“我要离”。简洁就是力量，简洁也就是决心。她用标准的电报语体表达了决心的深思熟虑性与不可变动性，随后便默然了。她在沉默的过程中汪了一双泪眼，她用那种令人怜惜的方式打量丈夫。老马有些意外，一时回不过神来。老马用四川话说：“离婚做啥子么？我那（哪）个地方对不起你了么？”妻子听了这话便把脑袋侧到卫生间的里口，她用近乎控诉的语调失声说：“你没有对不起我，是生活对不起我。——这个鬼地方，我的大腿都叉不开！”老马的住房只有十七个平方，小是小了点，可是把大腿叉开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老马不说话。知道她在外头有人了，要不然也不会把骆驼牌香烟抽得这么姿态动人。这个女人在外头肯定是有人了，这个女人这一回一定是铁了心了。女人只有铁了心了才会置世界人民的死活于不顾。老马很平静。老马在大病过后一直惊奇当初的平静。他走到妻子身后，接过她手里的烟，埋着头只顾抽。后来老马抬起头，像美国电影里的好汉那样平静地说：“耗（好）。龟儿子留啥（下）。”

儿子留下了，妻子则无影无踪。老马在生病的日子里望着自己的儿子马多，想起了失败，想起了马拉多纳输掉了一生。失败的生活只留下一场查不出的病；失败的婚姻只留下孩子这么一个副产品。其余的全让日子给“过”掉了，就像马拉多纳“过”掉那些倒霉的后卫。

老马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儿子不能。儿子是老马的命。老马在离婚之后对儿子的疼爱变得走样了，近乎覆盖，近乎自我，近乎对自己的疯狂奴役。老马在醉酒的日子多次想到过再婚，老马的岁数往四十上跑了，正处于一个男人由“狼”而“虎”的转型期，身体内部的“虎”、“狼”每天都在草原上款款独步。它们远离羊群，饿了肚子，时刻都有冲刺与猛扑的危险性。它们和“红杏枝头”一样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把羊脖子叼在自己的嘴里了。那可是伟大的“爱情”呢？爱情不是欲望又能是什么？而婚姻不是爱情又能是什么？所以老马时刻警惕自己，用马多的身影赶走那些绰约和袅娜的身姿，赶走时刻都有可能琅琅作响的剑胆琴心。儿子马多不需要后妈，当老子的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把裤带子收收紧，然后，弄出一副平心静气的模样来，对自己说：“你不行了，软了，不中用了。”于是老马就点点头，自语说：“不行了，软了，不中用了。”

儿子马多正值青春，长了一张孩子的脸，但是脚也大了，手也大了，嘎着一副公鸭嗓子，看上去既不像大人又不像孩子，有些古怪。马多智能卓异，是老马面前的混世魔王。可是马多一出家门就八面和气了。马多的考试成绩历来出众，只要有这么一条，马多在学校里头就必然符合毛泽东主席所要求的“三好”与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四有”。马多整天提着一支永生牌自来水笔到校外考试，成绩一出来那些分数就成了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了。学校高兴了，老马也跟着高兴。老马在高兴之余十分肉麻地说：“学校就是马多他亲妈。”这句话被绿色粉笔写在了黑板上，每个字还加上了粉色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