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读者的噩梦

我时不时会做这样一个噩梦。我称之为读者的噩梦。

在繁忙的机场里，我的航班快要起飞了，但我离登机口还有很长一段路。我知道我只有几分钟时间，几分钟之后通往登机道的大门将关闭，飞机就要飞走。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在飞机上将无书可读。没有任何书。我原地打转，眼睛在疯狂地寻找着书店。但一家书店都没有看到。我在机场里跑起来，穿过卖洋酒香水的免税柜台，穿过箱包店和时尚精品店，穿过颈部按摩店。我仍然没有找到机场书店。现在我的航班正在播放最后一次催促登机的广播：“飞往珀斯的97次航班很快就要起飞了。还没有办理乘机手续的乘客请务必现在办理登机。”他们甚至叫了我的名字。我开始恐慌起来，意识到自己肯定要误机了。但一想到要飞几个小时没书看，简直难以忍受。所以我跑，继续跑，四处寻找着书店——至少是有简装书架的书报摊吧。但我在机场里仍是一本书都找不到。我开始尖叫。

然后我醒了。

我不会做与食物、电视剧、电影或是音乐有关的梦。我的潜意识并不会因为想到要在天上飞速移动的金属管子里待几个小时，没有东西吃、没有节目看或是没有音乐听而感到不安。多个小时没有书籍相伴这种想法会让我在冷汗中惊醒。

回顾我的一生，我一直因各种原因向书寻求帮助：希望它安慰我，逗我笑，能让我分心，带给我知识。但你知道，你可以在书中找到一切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轻易在刚刚好的时间找到合心意的那本书，遇见一本你恰好在寻找的那本书，或者当你需要了解某种知识或寻找某种感觉时某本书它就会刚好出现。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写的是我和母亲在她患胰腺癌去世前一起读过的那些书。那段时间，我们毫无章法非常随意地读书，让一本书引导我们去找下一本书。我们读别人送的书，读放在书架上几十年等待被发现的书，读偶遇的书，还有仅仅因为想读就再读一遍的书。我们会去特别寻找什么东西吗？通常不。有时，我们只是想谈点什么和她病情无关的东西时，这些书给了我们交谈的话题，也让我们能够谈起某些太过痛苦无法直言的话题。这些书还能引导推进我们的谈话，让我能够在母亲还在这里教导我时尽可能多地向她学习。

然而在人生某些时刻，当我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需求时，我会寻找一本书来解决它。找到正确的那本书并不那么容易。当然，当那个迫切的需求是学习如何做菠萝蛋糕时，我会找《蛋糕圣经》（The Cake Bible ）；或是当我需要在芝加哥找餐厅时，我会选《查格指南》 [1] （Zagat ）；又或者是当我需要自己诊断发炎的皮疹时，我会向《梅奥诊所家庭健康指南》（Mayo Clinic Family Health Book ）求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当我需要这类信息时我的首选不是书——而是网络，或是社交媒体，我可以向这种几乎无处不在的“蜂巢思维 [2] （hive mind）”发问，比如说，联合广场 [3] （Union Square）附近有没有好吃的马来西亚菜。

然而，有些问题显然是网络和蜂巢思维无法给出满意答案的。一些大问题，作家们几千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有关痛苦、意义、目的和幸福的问题，有关如何生活的问题。没错，网络试图帮助我们——正如我们可以说任何无生命的东西都在试图帮助我们一样。有一些数字频道喜欢播放鼓舞人心的会议演讲，人们在这些会议上把自己的见解打包成简短的振奋人心的讲话——大部分会搭配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和一些难忘的故事。但其中最好的部分通常只有一些简单摘要——或是广告——为演讲者写的书或是为正在写的书做宣传。作者们总是在做演讲：这没什么好稀奇的。而读者在听过这些演说后，会记住他们推荐的书，然后可以更深入完整地探索相关话题——以自己的步调研究这些观点，或是快速浏览，或是慢慢品味，或是仔细思索。

但和大部分励志演讲不一样，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演讲大多数情况也都只涉及自身，但大部分好书却不是孤立解决这些人生大问题的。伟大的作家会在时光的长河里互相对话。写书的人大多都是读书的，而大多数书里都留着丝丝缕缕成千上万本作家下笔前读过的书的痕迹。

这也是为什么书可以在数百年内不断留下回响直至未来的原因。即使是一本只有十几个人读过的书也可能留下非凡影响，只要它其中一个读者写下的书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即可。英国作家亨利·格林 [4] （Henry Green）（真名：亨利·文森特·约克）（Henry Vincent Yorke）的小说平均都卖不到几千本，他大部分的书甚至还远远卖不到这个数。但深受格林影响的作家有塞巴斯蒂安·福克斯 [5] （Sebastian Faulks）[他的《鸟鸣》（